而据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每年推迟几个月”的表述，未来真正推出的讨论方案，似乎将介于清华方案的“每年推迟1年”，和社科院方案的“几年推迟3个月”之间，成为介乎激进与温和之间的一种折中。

　　这种折中的选择看似太过中庸，其实也自有其必然的道理。

　　延迟退休是牵扯几乎每个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且敏感的事项，不管是本报曾经提出的“预热”过程，还是相关部门极其慎重的决策过程，都是由这种敏感所致。而且，即使预热过程已经完成，公众已经对延迟退休的必要性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并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延迟退休政策的落实仍然需要“慢慢来”。

　　就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和由此带来的养老压力而言，延迟退休不仅势在必行，甚至已经刻不容缓。但正如影响延迟退休政策的因素相对复杂一样，延迟退休政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也必然相当复杂。一方面，因政策调整而不得不延迟退休的职工，可能产生诸多不满和不适。另一方面，这些能力巅峰已过，又可能并不情愿留在工作岗位的员工，究竟还能在工作岗位发挥多大作用、创造多少价值，也很难让人有乐观的预判。尤其在今天的社会，越是充满经济活力的新技术企业，越是对职工的年轻化有强烈的依赖。由此，如果技术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因延揽了大量青年才俊而轻装前进，而大量延迟退休人员都沉淀在竞争能力相对落后的产业和企业，则很有可能继续减弱了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乃至生存能力。

　　简言之，如果对职工延迟退休之后如何继续焕发激情、创造价值，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则延迟退休很可能同时给职工和企业带来困扰。对于社保部门而言，确实能够实现多收少支、减少养老金压力的目的，但对于企业而言，除了为职工再多缴几年养老保险之外，可能没有其他任何正向收益。如果这样的局面真的出现，则延迟退休政策，就成了养老难题向职工和企业的硬性转嫁。

　　因此，所谓延迟退休需要“慢慢来”，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延迟的步伐必须渐进缓行。其二，在具体政策的安排上，也需要综合考虑各方能力和利益，让企业、员工都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而不是把延迟退休的职工强行“塞”给企业就算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