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年近六旬的农村妇女找我反映情况。刚坐下就抹眼泪：“这些年，一说到土地，就闹心。”

　　她说，土地使用政策每过几年就调整一回，弄得大家心神不定。上世纪90年代，国家出台了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让人吃了定心丸。她带领全家用三个冬春把责任田改造了一番。好景不长，2004年村里成了土地流转的试点，要求大家把土地反租倒包给邻村的种粮大户，每亩地每年给120斤大米、20元钱。

　　前几年，种粮大户还能按时兑现合同。2007年刮台风发大水，地被淹了，基本绝收，“大户”自顾不暇，答应过的条件也就无法兑现。2008年又碰上金融危机，村上外出打工的人开始回流。大家总要吃饭呀，便纷纷上访。最后，县委书记亲自协调，承认以前的土地流转确实操之过急了。地，又重新分给了各家各户。

　　然而，刚稳定没几年，又开始小城镇建设，村子的土地全被集中征用。妇女叹了口气：“虽然给大家补了一些钱，可总有坐吃山空的时候。没有了地，又没有固定职业，今后日子该咋办？上个月，儿媳生了孩子。我去问我孙子能不能也享受征地补偿？干部说不行，地早就征光了……”

　　这位妇女反映的情况，令人深思。近些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地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一些地方有所松动。失地农民不断增加，成为客观事实。

　　对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来说，如果让农民永远匍匐在田野里、固守那点可怜的土地，要想迈向富裕，确实很难。因此，适时促进土地流转，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势所必然。

　　但也务必清醒：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让农民离开土地的前提，是必须给他们提供宽广的就业门路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果条件不具备就强行赶农民“洗脚上楼”，无异于拔苗助长，恐怕事与愿违。

　　在中西部地区，不少地方的二、三产业基础较薄弱，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大张旗鼓推进城镇化或搞土地流转，往往导致农民受到无业和失地双重挤压。我们单位有位职工，老家位于某市郊区。前几年市里建开发区将村里的土地征用，他那位已成为“准市民”的父亲，只好到邻省去租种别人的耕地。

　　即使是吸纳劳动力较强的沿海地区，在推动城镇化或是土地流转时，也不仅要虑及当前的利益，更要谋划长远的进退。多年前，我曾采写过某沿海县“土地流转”的经验。这个以生产蓄电池见长的工业县，劳动力转移问题解决得较好，可不久前再到该县采访，却发现，随着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一向引以为傲的支柱产业变成了落后产能，企业接二连三淘汰关门。就业问题一下子凸显出来，数万名被裁减而又失去土地的农民，顿时成为县里的沉重负担……

　　“责任田”不仅仅意味着责任，也紧紧连着农民的生存与命运。许多地方支付补偿款搞征地，多是一锤子买卖，实质是让农民在交出土地权利的同时，也交出了永久的立身之所。对于缺乏就业技能的普通农民而言，没了栖身之所，后果可想而知。因此，稳定土地承包责任制，防止失地农民大量涌现，这根弦，万万松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