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加速，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从2004年的约2000万增加到目前的6100多万。亲情关怀缺失、教育缺位等问题使得农村留守儿童悲剧事件频发，留守儿童如何健康成长已经不仅是某个家庭、某个地区的问题，而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孩子有诉不尽的思念，父母也有说不完的无奈。留守儿童难题，该如何破解？

　　——编 者

　　留守儿童成为“事实孤儿”

　　亲情关怀缺失，家庭教育缺位

　　“我很想念妈妈，但是她都没有时间想起我。”一位留守儿童失落的独白一直萦绕在李行健的心头。李行健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一年前他在四川省荣县玉章中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他所带高一班级一共有60人，几乎一半都是留守学生。

　　“与父母空间上的疏远也造成了情感的疏离，他们拿着父母给买的苹果手机，等到父母电话的时候却不多，也不善于主动向父母表达思念。”据李行健了解，班里的很多同学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但是年岁已高的老人们最多只能保证孩子吃饱穿暖，对于日常情感生活的关心、与人相处方式的教育等，往往力不从心。“这就导致了他们很敏感，也很脆弱，禁不住诱惑，也受不了委屈。我们班里交男女朋友的现象很多，因为他们渴望关心和陪伴，希望有人一起玩，彼此说说心里话。”

　　今年6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李亦菲主持的学术调查报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李亦菲介绍，根据这次覆盖6省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按照比例推算，全国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中约有1794万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921万一年见不到父母一面。一年内与父母见面次数越少，儿童的愉悦度越低，更容易表现出紧张、忧愁、心烦等消极情绪。

　　对于外出务工的父母而言，这种团聚往往要以一家人经济收入陷入困境为代价。因此，他们不得不从现实出发，做出他们认为更“理智”的选择。

　　“哪个父母不想跟孩子守在一起呢？但是得出去挣钱养家呀。”来自山西省永济市赵伊村的刘晋军和妻子目前在北京经营着一间小面馆。8年前，孩子刚刚上幼儿园，夫妻俩就外出打工，想趁年轻多挣点钱。

　　5年前，刘晋军的儿子开始在老家上寄宿小学，基本上一个月才回一次家。据刘晋军的妻子介绍，孩子刚上寄宿小学的时候，胆小、害怕，“冬天尿裤子了也不说，湿冷湿冷地坐着，硬是把裤子焐干了……”回忆起这些，刘晋军的妻子禁不住掉下了眼泪。

　　即便这样，刘晋军仍然选择留在大城市。“生活中总要做些取舍，不能陪伴、照顾孩子的确很亏欠，可要想改换门庭，得先有经济基础。在农村，我们感受最真切的就是干啥都需要钱”。刘晋军的妻子说：“结婚盖房子欠下很多债，后来孩子要上学，乡下的教育都荒了，我们想让他念城里的学校……光靠种地哪能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对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河南等省的400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后发现， 50%以上的留守儿童，其父母每年只在春节时回家一次；近20%的留守儿童，其父母不能每年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外出后一直没有回过家。“可以说，在留守儿童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里，他们几乎成了父母不在场的‘事实孤儿’。”叶敬忠说。

　　留守儿童是现代化发展之殇

　　留守农村问题重重，城乡流动壁垒凸显

　　叶敬忠教授自2004年起就开始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他介绍，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生活、学习和心理三个方面。具体来说，“父母缺席”成为留守儿童的成长常态，留守儿童长期面临亲情关怀缺失和家庭教育缺位；农村学校上移、乡村教育衰落，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态愈发恶劣；空心化的凋敝乡村难以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社区支持；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性格问题和价值观念偏差；部分留守儿童监护缺失、生活无保，成为亟待救助的“困境留守儿童”。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与研究所研究员吕开宇看来，除了家庭教育，学校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也至关重要。“由于教育理念、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多方面的制约，农村学校很少开设专门的心理课程并配备专门的心理教师，也很少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生存教育、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这些都会对其人格发展形成消极影响。”

　　李行健觉得，如今在留守儿童的教育方面，家庭将很多责任转嫁到学校，但撤点并校以后，学校规模太大，照顾学生也力不从心。“我所带班级的班主任老师每天从早上6点半忙到晚上10点半，周六也不能放松，反而自己的孩子经常成为没人陪伴的‘留守儿童’。”

　　随着青年人的外流和村庄活力的渐失，爱幼敬老等传统互助伦理逐渐衰落，留守儿童难以获得社区支持，成长风险加剧。这些留守儿童长大后几乎都将流入城市，有些将成为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边缘人，这将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

　　留在农村，孩子的成长状况堪忧，可城乡二元结构下，进城务工农民将子女带在身边也是难题。

　　去年夏天，武汉某高校附近生意红火的复印店突然停业了，复印店老板霍祥提起他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摇头叹气， “我们不在身边，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了他，在学校总是打架，老师的管教也不顶用。虽然我没有文化，可我知道孩子教育是大事，店铺附近的学校都很难就学，为了孩子只能关店回乡。”可今年3月，这间复印店又开张了，“在家乡挣不到钱，出来了又没人管孩子。”老霍说自己左右为难。

　　叶敬忠认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与快速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非农村家庭的个体问题。正是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才离开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城市打工谋生。而城市并不能为农民工子女到城市求学和生活提供公平的机会和保障，导致外出务工农民子女成为留守儿童。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村留守家庭的产生的原因，是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挤压了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这是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留守儿童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化发展之殇。”叶敬忠说。

　　亲情与富裕如何兼得

　　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改革劳动力转移配套政策

　　在叶敬忠看来，这些年来政府、学校、社会各个方面其实都在努力，但留守儿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原因在于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以城市繁荣为主要方向的发展模式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变。“留守儿童问题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建立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

　　叶敬忠认为，对于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务工而造成的监护缺少，要慎言监护补位或监护转移。本质上，监护就是对留守儿童的监督和照顾。这不是简单的权利问题，而是涉及情感投入的父子、母子互动问题，并非可以简单补位或转移的。几年前有的地方推广的“代理家长”做法，把孩子成长中的监护工作转移给政府或其他人，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补位，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今年过年时，打拼多年的刘晋军夫妇靠小店的收入买了辆车。“这两年家里通了直达北京的动车，我和妻子都尽量保证轮换着两个月回一次家。现在自己有了车，有空的时候就争取开车回家多陪陪孩子。”刘晋军说。

　　让孩子们不再留守，或许还有其他破解之道。

　　来自贵州遵义的何庄磊在深圳打工3年，如今家乡的有机茶产业如火如荼，他便决定返乡创业。“有龙头企业带动，还成立了合作社，挣钱也不比外头少。”据了解，何庄磊的女儿刚刚中考结束，“孩子小时候在家不小心打翻暖壶烫伤了脚，我心里一直有阴影，最近贵州发生的几起留守儿童悲剧，也坚定了我在家乡踏踏实实做事的想法。不能只为了钱活着。”

　　吕开宇认为，从深层次上，解决留守儿童一方面需要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减少不合理的区域转移；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政策联动，改革劳动力转移配套政策；此外，还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全社会的儿童权益保护意识。

　　如何提高本地劳动力消化水平？吕开宇认为，在全国层面上，需要基于资源、环境和生态等条件优化产业布局，均衡地区人口分布，减少不合理的区域间劳动力大迁移。而在地区层面上，各地应基于劳动力禀赋选择产业和技术，制定支持具体政策，充分发挥丰裕劳动资源的优势。

　　完善哪些劳动力转移配套政策？“首先是修改不利于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其次是出台新的政策治理好流动人口。”吕开宇说。“给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首先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打破制度性壁垒，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其次要改革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让公共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流动人口市民化。”

　　“对现有的涉及留守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应该进一步修订完善。”吕开宇说，目前《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内容只是原则性规定，太过笼统，可执行性差，政府职责并不明确，在法律层面上无法为留守儿童提供有力的保护。“应制定行之有效的对策，推动形成重视儿童权益保护、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舆论和管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