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作为公务员考试的一门必考科目，继承了历史的某些元素，是对历史科举制度的一次扬弃。我国的科举制度对于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制度又来源于更早的考试方式：“对策”。

    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方法，“对策”最早出现于西汉初年。“汉文中年，始举贤良”，“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应试者通常把自己的见解和策见以密封的形式向皇帝呈送，其中的内容正是根据皇帝的要求进行陈述各种政见，重在提出治理国家的策略和见解。然后逐步演变成公开的问答形式，后来又出现了“射策”这种以抽签方式作答的应急考试。这两种形式选拔出了当时一些有名的辅佐之才，如“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

    对于这种考试的文体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 》中，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这说明在当时，提出见解就必须结合时代和重要的政务，要反映出对时政的深刻理解，反对高谈阔论。

    后来，这种考试形式演变成了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应该说，在明清以前的科举制度选拔出了大量的国家栋梁，包括像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韩愈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他们的辉煌不仅体现在诗词上，更体现在治理国家的策见上，包括科举考试的文章，因为具有特定的见解而被录用。宋仁宗时期，才华横溢的苏轼、苏辙兄弟到京城参加礼部考试，苏轼当时以《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为标题，写下了一篇应对的策论文章，被阅卷官梅尧臣认为“有孟轲之气”，主考官欧阳修看后“惊喜，以为异人”而获得第一的好成绩。发展到明清，由于过于注重形式，科举考试内容变成了害人的八股文，逐渐衰败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新中国以后，由于人才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直接被分配到了国家机关，从事国家党政管理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之后，进入国家机关必须实行“逢进必考”。所以从2000年开始，国家人事部对公务员招录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改变了以往以《公共基础知识》为主的记忆类测验方式，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在公务员录用上的一些新举措，明确了公务员录用必考的两门公共科目即《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公务员法》之后，《申论》作为公务员考试的一门公共科目具有了法律依据。

    公考专家指出，作为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申论与古代的对策和科举考试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包括试题内容、试题结构、试题要求，更为主要的是服务对象和目的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历史的痕迹。尤其是提出管理国家某一方面的主张和见解并进行深刻的论述和表达，这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