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强制计划生育执行带来的人文讨论和推迟退休年龄计划引发的经济热议，中国是否应该放开“二胎”政策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又一次回到公众关注的视野中。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从远高于保持人口稳定比率的2.6降至远低于保持人口稳定比率的1.56。虽然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做了轻微调整，比如独生子女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但对低生育率的影响不大。若生育率维持在这个水平，那么到2026年，中国人口数会达到最高峰。2060年中国人口数会降至10亿以下。

　　人口的结构变化是政策制定之初受到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是鼓励生育或者节制生育，政策时间界限都比较明显，因此在总人口增减的背后，是人口结构缺乏过渡造成的失衡。中位年龄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198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为22岁。而如今中位年龄为34.5岁，与美国的37岁相差不大。但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会上升到49岁。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会更老。这也就意味着工作的人会越来越少，而需要照料的人越来越多。从长期来看，逐渐放开生育紧缩政策，调整人口结构，为社会、经济补充“新血”是必然趋势。

　　但日前一些人士将“养老”困境完全归咎于“一胎”，而将解决办法寄托于“二胎”，则有失偏颇。

　　首先，是不是生育率高就能“老而无忧”？当前欧债危机最深重的几个国家，如希腊、爱尔兰乃至西班牙、意大利，其危机原因无不包含社会福利、养老金不堪重荷的问题。但是其生育率和生育增长率在欧洲都处在前列。而在欧洲经济相对最好，债务率最低的德国，其生育率在欧洲却非常靠后。可见生育率不是养老的万灵药。单纯靠“多养儿”，不能解决“老有所依”。

　　其次，从总人口上说，即使到2060年，10亿人口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我们常常谈“人口红利”，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不敢放缓，因为有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需要极大的经济增速来吸收这些就业人口。这一切促进了国家发展，却也是有代价的。劳动力价值未能充分体现，低附加值的劳动和产品使我国工人的收入处在低位。此外，一国经济发展在步入成熟期后增速必定要减缓，而转入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单位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和产品附加值的时期。这也意味着所需劳动人口也需要相应降低，但是劳动者的整体效率和回报率会提高。可见，人口不能单以多寡论成败，而必须和资源总量、经济发展相适应。

　　我国养老金之所以现在出现了缺口，跟历史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国外实行社会、养老保险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经济、制度成熟的国家。二来我国社保制度实行时间短，实质上是以短短十至十五年的养老金池子去供应五六十年来的养老人口，资金短缺是必然的。而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如德法的退休年龄等社保领取指标较为硬性。而我国缴纳养老金的年限和金额都实质上极大缩水，所谓“退休年龄”弹性很大。即使如此，美德等国也在为养老金发愁，并一再计划推迟退休年龄，那么中国出现“社保困境”也就不足为奇。

　　综上所述，当务之急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经济、就业结构，这才是解决养老难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