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是当前舆论中的流行词。从中国媒体和互联网反映的情绪看，中国人的痛苦感似乎在上升，幸福感则被拆得七零八落。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的“痛苦感”是否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二是可以用来阻止痛苦感上升的工具，有哪些在政府和社会的手里，有哪些在个人的手里？

　　中国人的平均“痛苦感”在上升，这样的判断相当普遍。原因或许是，这些年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而中国人的期望值和参照系都在上升。大量个人的不如意通过互联网被放大，影响了更多人对公共环境的感受。社会以往的许多正面评价被扯碎了，很多负面评价纷至沓来。

　　但如果说中国人的“痛苦感”很出格，已经处在“无法忍受”的边缘，则是夸张的。皮尤及中国国内调查机构的多项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乐观态度”仍处在世界各国的较高水平上。中国不是个“愤怒的”、“革命前夜的”国家。

　　中国的庞大既是某个具体痛苦的放大器，也像是各种问题和情绪的缓冲器。很难说中国公众对各种坏消息究竟是越来越不适应，还是越来越适应。要求国家解决个人不幸的媒体呼声经常很高，现实生活中真正放弃个人努力的却很少。勤奋、刻苦的奋斗精神深深扎根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要求社会为个人负责仍远非大众的普遍诉求。

　　政府确应该承担起减少社会痛苦的公共责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给社会以理想和希望，巩固大众积极向上的心态。中国人应该有几个基本的相信：相信下一代会比自己这一代过得好，相信城乡的未来(包括城乡面貌、交通、生态环境等)会比今天好，相信自己这一辈子会越过越好，而非越过越糟。人们还需相信，这个国家会越来越民主，官员腐败及社会不公平等会逐渐减轻，而非日益严重。

　　必须指出，在“共产主义”这样的政治目标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后，民族的理想及公民个人理想最大限度的契合变得至关重要。换句话说，中国人需要相信这个国家终将“崛起”，还要相信这个民族目标对实现个人幸福是有益的。

　　但国家不可能消除个人痛苦感的全部成因，个人的悟性和豁达永远是重要的。社会夹在政府和个人之间，舆论的态度对个人形成生活感受常常是关键性的。

　　在中国这样快速成长的国家，舆论应推动并监督政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鼓励每个人承担起对个人幸福应尽的责任。政府对个人理想创造的公共环境常有不足之处，舆论应对环境的缺陷采取严厉，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媒体人认为，舆论应永远站在相对弱势的个人一边，并将这个站位摆上了道义的高度。有的媒体不仅是个人与公共利益及公权力冲突的支持者，而且成为鼓动者。

　　减少社会的“痛苦感”，既应抓问题的“本”，也应触舆论的“面”。既应对解决难题主动有为，也应引导社会对新环境、新矛盾的适应。中国不能任由社会的“痛苦感”蔓延，但我们也决非能把大多数问题全都摆平。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保持社会的前进或许最重要。前进常常是化解、淹没各种问题和痛苦的神奇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