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些城市为了治堵纷纷推出拍车牌、限车号政策的时候，广州出了一个招儿——政府公车周末使用收费，据说还要为公车装上卫星定位装置。此招一出，公众纷纷叫好，称其为防腐治堵的高招。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公车改革的声音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每当探讨起公车改革时，总在苦恼于法无据，没有清晰明确的法律规范能够作为治理公车腐败、防止公车私用的依据。

    事实上，早在1989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共同下发了《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其中第六条明确指出：坚持因私用车收费制度，所有机关干部和职工均不得用公车办私事，遇有特殊情况必须用车的，一律按规定收费；各部门都要严格执行统一规定的专车使用登记和因私用车收费制度。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下位法进一步细化落实，公车改革步履迟缓。

    曾经有地方尝试借鉴外国治理公车腐败的经验，一律取消公车，转而实行发放交通补贴，补贴数额根据公务员职级大小不同差别巨大，有的地方官员一个月的交通补贴就有数千元。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质疑，公车本来就是一种“给予”性质的政策，而发给补贴更是带有明显“给予”性质的措施，以补贴替公车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状态，也没有真正动摇潜在的经济利益因素。

    公车周末收费之所以受到公众推崇，正是因为它不是象征性的收费，而是包含车辆保险费、油费、折旧费等所有费用的实质性收费，这种“收取”而非“给予”的措施，必然使原公车私用者按照市场价值进行计算，在周末使用安装了卫星定位的公车经济上是否划算？形象上是否好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公务人员多半会自觉选择其它方式，这或许使得选择公车私用的人群迅速减少，能够有效改变公车私用的现状。

    值得期待的是，实行公车周末收费还将带来诸多附加的正面效应：一是公车在休息日私用需要按市场付费，使得公务员特权思想从公车环节被剥离，强化了公务员的平等意识；二是周末使用公车数量的大幅度下降，能够有效缓解城市日益紧张的交通状况，减少公车引发的事故和争议，保持政府机关形象；三是可以通过听证的形式，让公众参与到公车周末收费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来，便于媒体和群众对公车反腐进行实质性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