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献血人群结构中，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农民工。济南血站曾公布过一组数据，当地献血人群中，52%是大学生，20%是打工者，公务员仅占2%。所以一到寒暑假，各地就开始闹血荒。这说明，现在先献血再免费用血的激励制度，对有公费医疗的人群没有实质性吸引力。而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如果不能吸引这一大批人，那就需要思考政策上是否出现了偏差。
　　
    今年全国主要省会大多出现采血困难情况，昆明更是出现十年来最严重血荒，不少手术推迟等血。北京近日采血量也大降，血库库存仅为正常值的一半。（央视《新闻1+1》10月26日）

　　义务献血不仅是个纯粹的道德问题，人们出于救死扶伤、帮助他人的精神，捐献出一管热血，其实本质上是慈善。血荒的困境跟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困境是一样的，都是一颗爱心，却因制度而变冷。缺少透明和对知情权等权利的保障，导致类似慈善事业止步不前。

　　献血确实需要无偿，这是社会救济体系的一种表现，更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无偿献血之后，高价用血难免让大多数献血者寒心。《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需要输血时，可免费使用其献出血液量的3倍血液。但现实是，受血者必须先缴纳各种费用，然后再凭借有关手续办理费用减免，而相关机构的办事效率一直不敢恭维。面对繁琐的过程和难以操作性，一些人放弃，一些人疲惫奔波，又怎么鼓励献血者再次伸出自己的手臂？

　　对于高价用血，血站的解释是需要大量的检测费用和保管费用，而这些成本一直没有公开。再说，公众献血都可以免费，检测和保管为何就不能一起免费？一些地方血液中心更是在血荒的时候，公然宣称没有献血证的患者，一律不提供手术用血。这本意或许是想推广无偿献血，但这种要挟式的推广，带来的可能是内心深层的抵制。

　　目前的制度，也没有保障献血者的知情权。作为无偿捐献者，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所献的血流向何方。这和慈善捐赠者有权利知道善款的去向和用途，乃至使用细节，是一样的道理。而且，只有过程和结果的具象化，才能激发更多人的爱心。

    当前的献血人群结构中，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农民工。济南血站曾公布过一组数据，当地献血人群中，52%是大学生，20%是打工者，公务员仅占2%。所以一到寒暑假，各地就开始闹血荒。这说明，现在先献血再免费用血的激励制度，对有公费医疗的人群没有实质性吸引力。而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如果不能吸引这一大批人，那就需要思考政策上是否出现了偏差。

　　我们不妨来看看无偿献血做得比较完善的国家。约旦政府，早在1975年就在首都安曼建了一座中央血库，任何人只要急需血液，都可以从这里得到，但在康复后，必须来献血，或由亲属来代之献血。在德国，为保证血液供应安全，先对献血者实行多项严格的免费体检，这些检测结果都会寄给献血者，而只有在得知检测结果合格后，被封存的血才会进入血库使用。在美国，采血时会进行身份验证、体检、了解病史等，并在网络中建有一套不适合献血人员名单，防止其他采血点从这些人身上采血，引起血液感染。

　　比起我们有些地方“拿献血证才能手术”的规定，这些措施是不是人性化得多，也更能激起公众献血的热情？同时，也能更有效地保证采血安全和用血安全，并减少了检测成本。

　　无偿献血是文明社会的需要，但目的正确，并不等于我们的过程就一定正确，就可以板起面孔肆意索取。而一旦得不到，就怪社会风气不好，良心坏了，却不愿从献血制度和机构本身寻找问题。其实，可怕的是制度本身，而不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