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这些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在下降，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暴发期。专家表示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GDP与形象工程，如果管理者能以居民生活满意度为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10月8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城市病并非中国独有，甚至可以说这是国际性通病。比较而言，欧美成熟国家因为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制及各项社会、教育制度较为完善，城市病如今显得不那么严重。不过，历史上每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都经历了严重的城市病。城市病的问题有很多，包括交通、堵车以及种种生活压力。对于交通、堵车等基础设施和规划上的问题，通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和政府的重视，是容易得到改善的。但和硬件对应的是，一些软性的城市问题却难以解决。

　　其实无论是城市“硬件”，还是“软件”的改善，都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城市居民感受到的各种压力，来源于方方面面，譬如在亚洲，以日本和中国香港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因为高房价等原因，城市居民的压力普遍较大。而这一问题，在中国社会也越来越突出。9月9日的《人民日报》就直言，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最为受人关注。除此之外，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户籍门槛……让中产们成了“房奴”、“车奴”、“卡奴”、“孩奴”……中产尚且如此，城市下层民众境遇更加堪忧。

　　进一步分析城市病背后的各种因素，可以看到城市病背后是经济发展模式和各项社会制度亟待改革、完善。譬如高房价，背后牵涉到土地制度、财税体制等多个原因。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被少部分群体拿走，这其中也包括通过土地出让获利的各地政府。所以，遏制房价，必然要遏制政府的逐利倾向，而现行财税制度以及事权格局，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行，而非简单地行政调控可以做到。如果继续进行简单的行政性调控，遏制房价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相应的，城市病的各个成因，其实背后都有类似的逻辑。无论是社保、教育还是社会福利……归纳起来，都涉及到社会领域的深入改革，而最终都绕不开政府职能的归位，中立地裁决、管理各项社会问题。无疑，解决以上问题有赖于加快社会领域的改革，这从根本上要求政府职能尽快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