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每年都有超百万人丢失身份证，而目前在身份证使用上我国法律还存在空白，这些丢失的身份证也无法及时作废，从而制造出大量的“乌龙案”，经常使广大失主陷入噩梦。

　　这样的噩梦不久前就发生在打工妹林贝欣的身上。在她被广州警方抓获时，并不知道自己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义乌警方通缉了两年。11天内，林贝欣辗转两地警方，被讯问、被羁押、被移送，惊恐和无助一度占据着她的整个心灵。尽管她后来被无罪释放，但这起丢失身份证引发的“乌龙案”，在她内心已经划出一道很深的伤口。

　　现在又有谁敢说，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林贝欣”呢？只要到网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丢失身份证的恐惧”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心理问题。本来，居民身份证法第一条即开宗明义指出，身份证法是为了证明公民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而制定。而身份证“乌龙案”的频发，显然极大地背离了这样的初衷。如果不能让公民免于“丢失身份证的恐惧”，一张身份证也可能变成公民难以承受之重。

　　在这个公民自由迁徙的年代，人口流动的频繁并没有让户籍制度改革完成彻底的转身。无数大地上的异乡者，都把身份证当做一张贴身的“护身符”，作为一种他们身份证明的合法标签。更重要的是，身份证承载与体现的，还应该有法律赋予公民的种种权利。这些年，公民对身份证最为普遍的诉求，也就是让身份证变成真正的“权利证”，来让他们不管身在哪里，都能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及时有效的服务或救济。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那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其实需要公权力始终保持足够的敬畏与谨慎。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对公民权利的真正尊重。很显然，这种对身份证的敬畏与谨慎，应该贯穿于身份证的使用全过程。出现那么多的身份证“乌龙案”，既说明当前一些公权力对身份证使用缺乏足够的敬畏，也说明在制度设计的层面，还需要弥合身份证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利断裂空间。

　　不必讳言，很多公民“丢失身份证的恐惧”，或是源于单位的利益驱动，或是一些权力的责任疏忽。现在身份证复印件很容易惹来“横祸”。比如，公民在买房、租房、登记住宿、出国旅游、办理银行业务、购买手机卡等等情况下，都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然而，谁来保证这些单位或个人不会泄露甚至出卖公民的信息呢？显然，如果法律对这些公民身份信息的使用者不能保证足够的约束与规制，就随时可能让公民陷入到“丢失身份证的恐惧”之中。

　　对于赋有很大信息量的居民身份证，公权力本身就有义务来进行严格的保密。然而，目前对这些集中在身份证上的种种信息还缺乏清晰的区分，由于缺乏相关公共信息管理法的支撑，很容易造成相关信息泄露。尽管一些公民在丢失身份证后通过公共平台来宣告作废，但是，如何使这种声明公告在最大程度上通过最大范围地传播，来使丢失的身份证不被他人利用，显然也需要公共权力部门提供有效的支撑。此外，公权力在查处与打击伪造、盗用身份证等违规犯罪行为方面，离投入足够的成本，提供足够强大的打击力度，现在恐怕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如何让公民不再掉进丢失身份证的“乌龙案”之中，不再陷入“丢失身份证的恐惧”之中，这本身也是公权力能否真正服务于民，能否真正还权于民的一道考题。也只有政府与权力部门提供充分的权利救济与司法救济，公民才能真正免于“丢失身份证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