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以下的菜基本没有了”，低收入群体吃不消

　　9月6日，在北京朝阳区团结湖早市，63岁的张大妈正在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这两天菜价有点回落，特别是黄瓜降得最多，从最贵时每斤3.6元降到了2元多。”张大妈说，现在菜价还是太贵了，原来一个月的菜钱，现在才够吃半个月。以前几毛钱能买一斤菜，现在一块钱以下的菜基本上没有了。

　　不光是蔬菜价格在涨，肉蛋价格也节节攀升。今年7月以来，鸡蛋价格连创新高，从每斤3元多涨到每斤5元左右，涨幅创了近十年来的新高。商务部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8月30日至9月5日，全国36个大中城市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比前一周上涨0.2%。其中，蔬菜价格止涨回落，肉类和鸡蛋的零售价格继续走高。至此，食用农产品价格已连续上涨11周。

　　面对食品价格上涨，张大妈感到有些吃不消：“虽说养老金年年涨，可这食品价涨得更快。我跟老伴儿现在的月收入一共才2000多元，去掉吃喝，想存点钱真是越来越困难。”

　　家住北京通州区杨庄的杨大爷年近80岁，带着两个残障儿子生活，老人的退休金加上儿子低保每个月收入总共2000多元。杨大爷说：“肉和鸡蛋比以前吃得少了，菜也是拣最便宜的买。平时家里吃得最多的就是圆白菜和冬瓜，五六角钱一斤还吃得起。”为了支撑这个家，杨大爷每天蹬上小三轮在社区里转悠，拣些饮料瓶、废纸箱等废品卖钱补贴家用。

　　食品涨价，受影响最大的是城市低收入群体。“菜篮子”负担加重，使他们原本就不宽裕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
   
    一般家庭中，食品支出已不是“大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同样是食品价格上涨，大多数年轻人对食品涨价并不敏感；而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对涨价的承受能力要强很多。

　　程序和他的爱人都是“80后”，两个人在北京同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月收入加起来有8000多元。程序说，平时在单位吃食堂，有时在街边小饭馆吃，在家很少开火做饭，一个星期难得买一回菜。虽然近一段市场上粮食、肉蛋菜都在涨价，但单位食堂和小饭馆的餐饮价格并没有上调，所以涨价对他们的生活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在北京京客隆超市甜水园店，一层蔬菜副食卖场的货架上，既有包装精美的有机蔬菜，也有成堆成捆的“大路”蔬菜。一位女售货员说，现在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有很大不同。老头老太太还是老传统，买菜、买鸡蛋论斤称，什么便宜买什么，一买就是好几斤。而有经济能力的年轻人，则爱小包装的绿色、有机食品，买菜、买鸡蛋按“盒”算。问他们蔬菜、鸡蛋多少钱一斤，没几个人能答上来。

　　这位女售货员指着货架上的蔬菜、鸡蛋介绍说：“像这些精包装的有机蔬菜，不到一斤的一小盒价格卖到七八元钱；那些15个或18个一盒的品牌鸡蛋，价格卖到20元左右，比普通的菜、蛋贵了一两倍，但也卖得很好。”

　　正在一旁挑选鸡蛋的一位中年顾客，对食品涨价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现在人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年人们工资收入主要用来“养家糊口”，食品消费占了家庭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如今在一般家庭中，食品支出已不是“大头”。对于一个月好几千元收入的三口之家来说，粮、肉、蛋、菜等食品支出也就占家庭支出的1/10左右，应该说对食品价格上涨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父母还在农村种地，他们的生活比城里人更不容易。如果农产品涨价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我愿意承受这个负担。”这位顾客诚恳地说。

    降低流通成本，给农民和市民更多实惠

　　食品价格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流通环节过多、成本加大是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推手。

　　“这两三年，北京的菜价确实涨得比较多，今年的波动尤其大。”在北京八里桥农贸市场，已经在这里卖了6年菜的河北籍农民王跃柱说，这几年卖菜的成本越来越高，卖菜的摊位费涨了，运菜的油钱涨了，看菜摊的人工费也涨了。这些成本最后都要摊到菜价里，菜价不涨才怪。

　　怎样减少流通环节成本，既让农民在涨价中受益更多，又不过于增加市民负担？不少市民反映，现在农贸市场离居民区越来越远了，想买便宜的农产品很不容易。他们期盼，政府有关部门多想些办法，尽量减少从农民“菜园子”到市民“菜篮子”的中间环节。比如，推进“农超对接”，把超市里的农产品价格降下来；把小菜摊和小菜贩“请”进社区，减免相关的摊位费和管理费，为他们薄利多销创造条件，给市民更多的便利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