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两位资深烟民还在对杭州的控烟运动是否会步“限塑”后尘进行了一场思辩，唇枪舌剑半小时，争锋焦点落在了“控与禁”之间，却未得结果，令众多蠢蠢欲动的烟民失望而归。

    这下好了，卫生部昨日发话了，明年1月起，内地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止吸烟——这刀切得实在干脆利落，连“控烟”这个缓刑都没了，估计许多被切断了念想的烟民，只能看着失控的“限塑”绝尘而去。

    “控与禁”之间，一字之差，区别在于何处？3年前已颁布的“限塑令”，就是个明证，超市里的塑料袋除了不再免费，用量似乎毫无改观。可以说，仅靠常识和习惯偶尔支撑的环保意识，在离“禁”的一步之遥处，足可以动摇“限”字的原本意愿，“限”字日渐蜕化成“大限之日”，美好初衷在执行过程中，仅仅切了第一刀，后半程就已经严重走形。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讲到官场迎来送往歪风，他说“只要中央下决心，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循此逻辑，此次卫生部接轨国际倡导全面禁烟，我举双手赞成。既然全面禁烟这块板子已经高高举起，当然，我们也希望这块板子能够自上而下，打中七寸要害。

    那么，板子打在哪里？在我看来，烟民禁烟，首先得政府戒税。数据为证，《人民日报》消息称，2009年烟草税利破5000亿元，同比增长12.2%。很显然，在2009年全国税收增长率为9%的情况下，烟草税的增长幅度大于总税收的增长幅度。

    表象来看，巨额烟草税对去年“保八”，可视为“功臣”。但仔细剖析，烟草政企合一的专卖体制，导致政府无法摆脱烟草企业利益的牵制，许多触及烟草企业利益的控烟措施都不能得到顺利实施。很多时候，仅仅是通过征税，来达到“寓禁于征”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政府得到巨额税收，也同时被烟草税绑架。

    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下，尝到甜头之后的政府，会不会因此偏重于“征”，而轻视于“禁”，当然不排除为了维持可持续的“征”，就不愿意对烟草课加更高的税率，怕过高的税率真的达到了“禁”的效果，从此无烟税可收。

    事实上，这种仍在烟民承受范围之内的高额税收，现阶段的暴利对未来发展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此前有官员为落马的“局长日记”主角韩峰鸣不平，说他担任来宾市烟草局长后政绩如何如何，其中就包括烟草税。韩寒就在博客里质疑，“让老百姓多抽烟居然成了政府部门的政绩”——这显然值得反思，烟草导致公民的亚健康问题，对当下不尽完善的医疗体制以及仅有医疗资源的消耗，同样是个挑战。

    现在卫生部的板子已经举起，高调姿态已表明，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板子最后轻轻拍下——如果这般草率地“切一刀”，禁烟效果不说，对政府的公信力而言，亦是一种挑战。

    当然，全面禁烟也非政府戒税就能解决的一揽子活。香港禁烟可谓成功典范，如今该地吸烟率已从1982年开始时的23%，降至2008年时的12%——这已是世界上最低的。香港在禁烟伊始，也曾引起一大争论：我们该以什么理由来禁烟？梁文道先生曾表示，如果从保护非烟民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该大力支持；但如果单纯地认为吸烟是一种陋习，就该被禁止，则有歧视与侵犯烟民权利的嫌疑。

    这么看来，全面禁烟是一种从“不损害他人自由”出发的运动，在一个讲究权利的文明时代，推动禁烟运动的美好初衷就是为了保护非烟民的利益，而基于此点出发努力去戒烟的烟民，尊重了别人，也理应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