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避免地方政府和企业廉价地从农民手里抢地，须赋予农民在土地市场上的主体议价地位，允许农民在商业用地的征地中说不，允许他们在讨价还价中有出价权利。

　　南阳为了农运会毁了几千亩庄稼地，让人很心疼（据5月3日《新京报》）。

　　保护耕地是中央政府制定的基本国策。在当前体制下，一些地方官员经常说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但做起来却是另一套。在保护耕地这样一件大事上，一些地方政府无视国家法规，考验着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底线：地方政府可以在政策不明朗的领域为地方谋利，但在政策和法规已经十分确定的领域决不可胡作非为。政府应该是国家法律的守护神，自己不可以违法。

　　曾听到过一句话，叫做“算账算不过中央，捣鬼捣不过地方”。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有些方面，几笔账算得模糊，几件事情中央政府有所包容，说起来也可以理解。但在耕地保护这件事情上，多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无视国家整体利益和国民长远福祉，肆无忌惮地滥占耕地，以致每年和地方政府扯上关系的土地犯罪在全国数以万计，却是不可饶恕的。

　　的确，在保护土地这件事情上，地方政府算账算不过中央。如果按南阳的标准，全国任何地方的高速公路两侧都要有百米宽的林带，那么，全国因这一项就要占地在2000万亩以上。再加上各类其他道路也有占地造林的理由，全国的耕地还要减少不少。此其一。

　　其二，南阳付给农民的地租好像达到了全国的一般水平，但其实这个租金并不代表耕地对中国人的贡献。考虑到国家在农村的投入，我们一斤粮食的成本应在2元以上。仅仅按照一般的租金，我国地方政府和一大批商人完全有能力把全国的耕地都租下来干别的事情，但只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中国的城市居民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国际市场上买粮食，而前提还必须是国际市场有那么多粮食。

　　其三，按目前的投入，中国的耕地看起来足够生产出国人需要的粮食，但因为我们的耕地还是太少，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不得不大量耗费水资源搞灌溉农业，由此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

　　其四，我国并不真正缺少建设用地。我国目前GDP每增加1%，所占土地的增加是日本相应经济发展时期的8倍。大量建设用地没有真正发挥效益。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耕地资源呢？

　　我们当然知道，上面这些“大账”，地方政府是不愿意算的。这个账如果中央政府也不算，中国的前景就相当麻烦。解决问题的办法，一靠强制，二靠市场。

　　靠强制，就是要使中央的土地规划实现法制化。不仅要保护耕地，还要保护一切土地。要优化涉地税种的设计，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手里的建设用地的使用代价成为一种财务上的“硬约束”，让他们不敢多占土地。还要提高对涉地违法的处罚力度，让他们不敢在土地问题上跟中央政府捣鬼。

　　靠市场，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土地定价机制，不让地方政府和企业廉价地从农民那里抢地。要赋予农民在土地市场上的主体议价地位，允许农民在商业用地的征地中说不，允许他们在讨价还价中有出价权利。

　　南阳的土地违法被曝光了，其当事人会哀叹自己运气背。我们应相信涉案人员这次逃不过制裁。但我们也相信还有很多在“捣鬼”游戏中捞取到好处的官员至今仍平安无事。处理土地犯罪案件不能仅仅“杀鸡给猴看”，因为我们的“猴子”早已有了极为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土地规划管理不能真正实现法制化，类似南阳的做法今后还会如暗流涌动，直至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环境安全底线被冲垮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