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法治不是治老百姓，法治是治公权力。也就是说，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这才叫法治状态。”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在两会采访中说了这席话。

　　当下，不少领导干部曲解“依法行政”的含义，不谈依法治权力而只谈依法治民，不谈依法治高层而只谈依法治基层。“依法行政”的口号近年来逐步被叫响以后，一些干部又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将依法行政解释为加强行政权，把依法行政之“法”塞进了本机关、本部门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红头文件”、“土章程”，甚至使之凌驾于宪法、法律、法规之上，强令执行，还美其名曰严格执法，依法行政。

　　行政权是为执行国家意志，谋求社会公益，进行行政管理与服务而依法行使的公共权力。行政权若无所制约，则极易被滥用而造成对于行政相对公民的权利及社会公益的侵犯，像近年来的媒体热议的邓玉娇案、上海钓鱼事件、躲猫猫事件、政府参与拆迁引发血案、“诽谤官员”案、习水嫖宿案等等。通过法治约束和监督，使行政权受到制约，应是法治社会最基础的一环。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公权力的行为举止，直接影响着社会信心。进一步看，只有对公权力加以法律的制约，让法律来克制其自身的易扩张性，方能确保它在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维护公共利益、民生利益社的道路上行使。

　　当然，保证依法行政，依法治官、治权，除了要继续运用以往行之有效的听取审议报告、视察检查、办理议案、受理申诉和控告、述职评议外，更要敢于和善于运用较为刚性的手段，如质询、发出法律监督书、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把行使监督权、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监督的实效。同时，媒体要敢于对重大违法乱纪的行为公开曝光。由此，“法治不是治老百姓，法治是治公权力”才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