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最早的“80后”到现在已经年近三十岁，已经到了压担子的时间，在县级组织中作为副科级着重培养，无可厚非。”江苏省一位老团干认为越来越多的“80后”走入政坛，说明干部年轻化趋势在加强。

    然而，这位曾经有过几年基层组织工作经验的人士也注意到，近年来，组织部门选拔能者渐渐有了选拔“嫩者”的倾向。在一些地方，组织部门在执行干部年轻化思路时，甚至把提拔青年干部作为了一项指标来完成，这也给“80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与此同时，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如同一张白纸，谁能上不能上从能力上讲很难区别，这就给鱼目混珠者提供了空间。

    据他透露，在对年轻干部的选拔程序上，透明度不断提高，但是在考试的条件设定时，组织部门却往往可以定出相应人选，量身打造，如要求稀少专业、中共党员等，很多潜在的竞争者就会一下成为局外人。

    此外，在人才重大选拔评价中广泛使用的结构化面试，这种形式通过实例来考察应对，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然而在一些地方因为聘请出题专家、防考题泄露、请评委等费用不菲，一般都改成了面谈形式，而这种聊天式的交流第一无法探测真实能力，同时其中巨大的操作空间众所周知。

    所以，不少基层选拔人才都是组织部门先拿出一套方案，有了确定人选，再上报上级组织部门，进行所谓的公开招考反而成了一个走向合法化的过程。

    山东当地政府一位观察人士赵忠（化名）先生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

    在赵忠看来，新泰“80后”官员选拔引发的巨大争议，暴露出了基层人才选拔中的一些普遍用人观念的问题：首先，干部年轻化不等于低龄化，基层的实践能力三五年内难以炼成；高学历不等于高素质，过于年轻而又缺乏领导艺术相关经验，只会被人当成小孩子，根本不能服众。

    “基层干部选拔过于偏重年轻化违背了干部成长的基本规律。”曾经做过市委书记秘书的赵忠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景，一些“985”高校的研究生刚进入机关时，“跟人说话的胆量都没有”。

    在他看来，对于在基层干部的选人用人机制，更要注意导向性。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需要再上一个基层社会的“大学”，在这所大学里，要学习基层政府的运作模式，要有深入的基层社会观察，娴熟的群众工作能力，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这些学习没有5年以上的时间潜心付出，根本不能毕业，而23岁就能当上业务部门的副局长对于被选拔干部和群众都是一种不负责任。”

    同时，在基层组织，关系网错综复杂，熟人社会里区域内人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网上所说两人不是官二代，但是谁也无法说清她的舅舅的大学同学是不是当地的官员。

    “在铺天盖地的疑问、沸反盈天的非议背后，也正是对当前干部选拔中一些不透明、不公正程序的集体宣泄。”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对此有着更为持久的观察。

    山东新泰市官员提拔的公示中，一下子出来一个25岁的副院长和一个23岁的副局长，不仅新泰市组织部解释不清，就连当事人本人出面的澄清，也大有越抹越黑的意思。

    “由此引来的网上一片议论声，首先在于官二代已经成了一种现象。”张鸣教授分析，网上曝出的有关官二代不正常的提拔事件，已经不是这一起了，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的发生。就在跟新泰同一省的济南，还冒出来一个“80后”的副厅级“优秀人才”，一查，原来人家的老子和老子的老子，大有来头。

    而来自社会学家的研究，现在官员子女做官的几率，大大高过其他阶层，尤其高过平民。

    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张鸣教授介绍，尽管没有制度鼓励官员的世袭，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的两种从帝制时代留下来的传统，还是很容易让官员的选拔升迁，蒙上特权的阴影。这两个传统，一是官本位，一是家族制。

    从历史上看，中国实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一方面保障政权可以不断从平民中吸纳优秀人才，保证制度的效率，一方面给平民留个上升的渠道，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

    而今天，不断出现的官二代暴露出合法程序正在被有权有势者“合法利用”，权力也就在不自不觉中被世袭。

    “因此，用制度限制官员的特权，尤其至关重要。”张鸣教授认为，趋利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单靠道德约束，是根本管不住的。如果没有特别的硬性制度约束，那么地方官员交换优待，破格提拔的歪风，就会愈演愈烈，大幅度地侵夺挤占平民上升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