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委近日在一个重要决定中提出切实防止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防止干部过度年轻化的问题。（1月16日《广州日报》）

    依笔者之见，在干部选拔任用问题上，提出防止“过度年轻化”是切中时弊之举。

    记得早些时候，中组部长李源潮曾谈到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广州的举措令人注目之处在于不仅提出了防止干部过度年轻化倾向的观点，更制订了硬性规定：区(县级市)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中要保持半数以上有3年镇(街)、企事业单位等领导工作经历的成员。另外，加大从一线考录公务员的力度。

    “过度年轻”问题进入地方视线，应该说是一种理性回归。注重干部的年龄结构，总体要年轻化，确有必要，但年龄不应成为选配干部的死杠杠。另外，干部的年轻化，不应仅仅指年龄，还应包括思想、心理、精神状态的年轻化，而这些因素有时与年龄并无多大关系。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过度年轻”的弊病可感可触。近年流传的“三门干部”论，说的是某些年轻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没有阅历也没有做基层工作的经历。因此，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矛盾问题，不是“弯弯绕”就是当“踢皮球”运动员。笔者曾分析过媒体曝光的一些干部群众纠纷、征地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其中官员过度年轻，缺乏经验也是重要原因。而且，一些超过年龄限制的干部对此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一些基层干部35岁到不了科级，40岁到不了县处级，就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出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只做和尚不撞钟的情形。因此，确有必要遏制干部“过度年轻”的倾向。

    按理，对“干部过度年轻”的弊病不少地方有同感，为何一些地方仍然我行我素？分析个中原因，有一个症结很明显，就是一些地方基层对干部年轻化“过度解读”。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每年乡镇换届都必须至少安排一位26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进入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其理由是保持基层班子年轻化。可是，从大学本科毕业进入公务员队伍干一两年，最少也有26岁了，何来群众工作阅历。可见，“过分解读”年轻化是“过度年轻化”的致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