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这是清末小说家刘鹗在其《老残游记》第十六回里说的。

　　我们今天也正俨然进入一个不要“清官”的时代。一个证据是，民众传统观念中的“清官情结”受到舆论口诛笔伐。批评者大体都认为，要用法制思维取代“清官情结”。因为看起来，法律制度是比清官的个人品行更靠谱的东西。这自然不错，但我们也该留意到一个情形：法制那么好，为什么残留人心的清官情结总挥之不去，反而时时死灰复燃？

　　新近的事例是，山东昌乐县城关街办东南村6名村民近日在天涯论坛上发帖《悬赏五百万征清官除村霸》。帖子称，2000年本村村民因不满村委会20年的财务账目不公开，要求清查村账，经半年清账，发现以村支书卞长智为首的村官侵占集体资金和财产500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但多年上告均未有结果，他们称希望“征清官除村霸”，并愿意提供500万作为悬赏，还称是得到了1020名村民签名允许。

　　当主流舆论一再拒绝清官之时，“清官”似乎也成为稀缺资源。事实上，山东村民悬赏征清官的做法，绝非孤例。今年3月，经40多位村民代表讨论，广东陆丰市东海镇炎龙村委会高厝村民在网上发帖，悬赏百万，要打倒腐败村官。对“公道”的追求，是两起“悬赏清官”共同的动机。至少在两地村民看来，清官不出，公道不存。

　　从陆丰对清官悬赏百万到山东昌乐的五百万，村民对“清官”愈高的出价，表明法制愈发不彰的程度，以及民心愈发失落的程度。必须追问的是，在一个没有“清官”的时代，公道如何被寻找？这表明，在有些时候，体制无法承担起民众原本寄托于清官身上的公道愿望，主流舆论对于清官情结的嘲弄，是多么浅薄而无知。

　　清官情结死灰复燃之处，正是法律制度无法被寄托之时。“我们把人都告老了，镇上的干部换了一批又一批，还是没结果。”这是山东昌乐一位77岁村民的话。同样在广东陆丰，一位村民说：“我们用了3年半时间，走遍了30多个各级部门，还告不倒一个小组长。”这不光是那些村民历尽磨难后的坠泪之言，更是对当今社会生态的真实体悟，亦正指出了村民自治在基层社会的无力与苍白。

　　如果说，“清官情结”是法制社会的最大悲哀与反讽，那么两地“悬赏清官”的接连出现，表明我们正处在一种流满悲哀与反讽的现实中。由此而言，在环境恶化、黑恶势力盛行、权钱勾结等让农民揪心、伤心、寒心等问题层出不穷之地，大抵都少不了“清官情结”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村民的“悬赏清官”，不妨视为在一些知识分子发出“故乡沦陷”的警示后，农村社会所提供的现实佐证。

　　山东、广东两地村民遭遇的情形，正是孟波先生在《潇湘晨报》写到的，沦陷之后，失去的是正义公平，流行的是“丛林法则”。乡亲们一方面要面临强大的基层“利维坦”，另一方面，灰黑势力像一张网一样时时“在场”，虎视眈眈。问题是，在“故乡沦陷”的背景之下，“清官”真的可以悬赏，可以期待吗？去哪里找到一个清官，可以阻挡那种溃败呢？

　　没有承担青天使命的制度与机制，清官始终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于农村社会而言，缺乏真正民主的、有效的、以村民共同体自治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始终是一个最严峻最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