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必备的阅读学习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务员申论备考非常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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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半月谈（第19期）（精选）
半月评论：以新状态和新姿态踏上新征程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地干部群众翘首以盼，欢欣鼓舞，表示要以积极奋进的崭新面貌，砥砺前行，以优异成绩迎接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凝心聚力，无往不胜。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5年。党中央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然而，越是接近梦想实现，我们就越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我们要按照新要求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完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新状态、新姿态要有紧迫感。时不我待，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夺取胜利。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了最关键一程，要在剩下3年时间里让13亿多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越是到了最后冲刺关头，越不能松懈大意。百年梦想，只争朝夕!
新状态、新姿态要有自信心。道路已明，我们要以自信满满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昂扬前行。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党和人民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经济质量明显提升，结构持续优化，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民生领域，人民获得感不断增强。中国道路显示出极大的活力，一次次让“中国不行”的论断落空，让“中国崩溃”的预言破产。我们要更加坚定“四个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新状态、新姿态要有务实作风。蓝图绘就，我们要以抓铁有痕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实干兴邦。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无论是推进改革开放、实施精准扶贫，还是治理生态环境、引领创新发展，落实的关键，在于务实。近年来，随着管党治党的深入、权责清单的建立、问责机制的严肃，虚浮之风已大大收敛，但良好势头仍需继续巩固。
党的十九大将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我们只有发扬钉钉子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狠抓落实、务求实效，才能推动各项事业行稳致远，梦想成真。
新状态、新姿态要有创新意识。跨越发展，我们要以创新探索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抢占先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引领，新技术、新成果加速转化，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实现新的跃升。在创新驱动的竞赛中，中国正在跑出加速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面对决胜全面小康的新形势、新任务，坚持创新发展是制胜之道，各级干部要积极顺应时代变革大势，不断突破思维惰性，摆脱传统路径依赖，保持创新锐气，始终让创新活力四射，激情迸发。
新状态、新姿态要有克难勇气。改革攻坚，我们要以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迎难闯关。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到了攻城拔寨、闯关夺隘的关键时刻，尤其需要各级干部拿出动真碰硬的勇气，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勇往直前。改革，凭的就是那么一股子闯劲和勇气。越是攻坚克难，越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越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越要有“事不避难、义不避责”的责任感，积小胜为大胜，打赢硬仗。
尤其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让我们更加振奋起来、行动起来，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国新形象，世界新印象
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以新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伴随着中国大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华民族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也带动着中国形象的历史性变革；中国迸发出强劲的创新活力，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胸怀大国担当，以高度的开放与包容，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中国人心怀文明复兴梦想，彰显出日益坚实的文化自信。
创新形象 敢为人先
高铁、共享单车、网购、支付宝……这些中国人已习以为常的事物，成为外国青年“最想带回国”的“新四大发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高铁总体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随着中国高铁“走出去”，它逐渐作为中国制造的新品牌、中国形象的新标签，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制造的新实力。
“日行千里”的高铁解决的是远行的难题，“说走就走”的共享单车解决的则是“最后一公里”的难题。短短两年时间，各类共享单车遍布中国大街小巷，中国的两大共享单车品牌ofo小黄车和摩拜还进入了新加坡、英国、美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多个国家。英国《金融时报》说，共享单车是中国引领世界创新的一个例子。
网购和电子支付带来的购物便利，同样赢来世界喝彩。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在网购交易金额不断刷新纪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输出“互联网商机”。从中国本土到越南、泰国等亚洲邻国，再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巴西，“剁手党”全球网购嗨翻天。
与此同时，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让手机取代钱包，付款“扫一扫”成为一种时尚。截至2017年7月31日，中国移动支付活跃账户和日均支付交易笔数均超过6亿。腾讯和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智慧生活指数报告显示，84%的受访者表示“出门不带钱、只带手机”。
可以说，“新四大发明”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所言，这些发明“不仅让中国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也让中国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积极贡献的国家，一个让世界感到温暖的国度”。
除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创新成果，在航空航天、电子通讯、人工智能等高大上的科技领域，中国也有大批成果领跑世界。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建成使用；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使用中国自主研发芯片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中国取得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在最近5年里一再获得世界的关注与认可。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世界科学界对中国科学的再认识和肯定；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16年度世界25项最佳发明；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入选美国《环球科学》杂志2016年世界范围内十大科学新闻……
此外，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英士国际商学院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同样认可了中国的创新高度。该报告显示，中国在国内市场规模、知识型工人、提供正规培训的公司占比等多项指标中，排名均居全球第一。
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当中国为这些奇迹打上自己的标签时，中国的创新形象也深深地镌刻在世界的印象当中。
开放形象 引领发展
近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开放形象愈加突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进行商贸、旅游、求学等活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纷纷走进中国。
许多中国人物被世界所熟知：马云成为创新中国商业模式的世界级企业家代表，作家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被认为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幻作家，中国刑侦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因成功手绘“章莹颖失踪案”的嫌犯而在美国警界走红……
除了这些个体，因援非对抗埃博拉而扬名的“中国医生”，因参加维和行动而扬名的“中国军人”，在世界最艰苦、最不发达地区投资的“中国企业”，都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新形象。
开放形象背后体现出中国实力和大国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开放中增强自身发展新动能，增添世界发展新动力，推进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一方面，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双向开放，统筹和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适应、积极对接、努力引领全球更高标准的贸易与投资规则，为发展和改革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实施自贸区战略，推动形成我国沿边、沿海、沿路互动开放的新布局，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提供新动力。
2016年，全球对外投资下滑2%，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劲升44%，达到18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6年，中国大陆游客境外消费额达2610亿美元，占全球旅游总消费额的20.9%，位居世界第一。
在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的背景下，中国扛起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旗，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以开放的姿态推动世界包容发展。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指出，中国是目前少数继续大力推动全球化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努力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如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等。
文明形象 彰显自信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一场文明复兴，每个中国人都是文明的传承者、践行者、传播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出访演讲时，都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通过阐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中华智慧，倡导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交流互鉴，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些思想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自觉与自信，充分彰显东方文明的强大魅力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价值。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的良好个人形象也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支撑。2014年12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公布了对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全球公众调查结果，在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认可度、30国受访者对10国领导人认可度，以及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正确处理国内及国际事务信心度方面，中国领导人都排名第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近年来，法国、日本、美国、泰国、新西兰、西班牙等国的主流媒体和华文媒体，纷纷聚焦中国游客的崭新形象。
他们观察到，相比前些年，中国游客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抽烟、暴发户式购买奢侈品等不文明行为逐渐减少，相反，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形成了很强的“我即中国”的自觉意识，走出国门后举止文明、克己自尊、成熟自信。国外媒体还注意到，伴随着中国游客整体素质的提升，他们正在从盲目爆买转向重视产品的内涵和附加值，从追求观光、购物等较低层次的享受转向关注人文体验等更高层次的消费。
在5000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以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品格与博大情怀，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今天，在迈向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中国正以一种丰满的姿态，一扫过去百余年的历史尘埃，奋力开创着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塑造惊艳世界的崭新形象。
听，法治中国的铿锵足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取得重大进展，为实现中国梦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科学立法，夯实法治根基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其中起统领性作用的总则编的形成，标志着我国期待已久的民法典编纂迈出了重要一步。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原有的法律体系难以满足现实需要。立法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直接关系民生，涉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等任务的法律不断出台和修订。
地方立法也随之跟进。立法法修改两年多以来，被新赋予地方立法权的地方，立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赋予地方立法权的273个市州中，已经批准确定可以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有270个，占98.9%。其中，有256个市州已制定并经批准地方性法规437件。
每一次立法，都是对社会关切的回应，而法治要被信仰，前提是法律真正体现民意。针对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等问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夯实法治根基。
严格执法，政务廉洁高效
“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谁拿钱，谁就优先办”“推诿扯皮不作为”……这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折射出权力的任性和惰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显著，权力关进了笼子，执法不敢再任性，这样的“烦心事”越来越少。
5年来，各级政府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制度，截至目前，全国所有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均已公布。5年来，国务院部门累计取消行政审批事项618项，“非行政许可审批”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到政府办事‘通气’多了!”在杭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办理审批手续的赵海说，“以前一个项目前置审批要花七八个月，现在最多两个月。原来部门审批要5个工作日，现在最快只要1天，最迟不超过3天。”
“想查谁就查谁”“想由谁查就谁查”“想怎么查就怎么查”……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的任性执法，曾饱受市场诟病。随着“双随机、一公开”的广泛推行，阳光、文明执法渐成常态，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现象越来越少。
能不能依法办事，也成为当前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为防止官员“不作为”“乱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公正司法，不负人民信任
2016年12月2日，随着法槌落下，一起等待21年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判法官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审判决，宣告聂树斌无罪。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直面历史疑案，聂树斌案、呼格案、陈满案等冤假错案得到改判，彰显了公平正义。
纠正冤假错案只是第一步，人民群众更加期待的是，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正义不再“迟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在全国扎实推进。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其中四项主要任务，“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逐渐成为现实。
湖北省委法治办专职副主任赵俊说，司法责任制在湖北进一步落实，各类司法人员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明晰，把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审委会、检委会讨论个案大幅度下降，法官检察官独立签发法律文书率逐步上升。
2016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专家学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明确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方向，有助于进一步筑牢冤假错案的防线。
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已公开裁判文书超过3000万份，访问量突破100亿人次，成为全球最有影响的裁判文书网。检察机关全面应用案件信息公开网，已发布案件程序性信息549万余条、法律文书201万余份、重要案件信息25万余条。
全民守法，法治深入人心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国思想家卢梭一语道出了法治的真谛，即法之行，在民之信。
领导干部首先要以身作则。2016年底，中办、国办印发《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规定要求，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并将履职情况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的严格问责。
同年，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社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司法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意见对促使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11月，被称为“民告官”法的行政诉讼法迎来一次“大修”，不仅收案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明确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随后，为破除法院“地方化”问题影响公正审判，包括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的改革陆续推开。
如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日渐成为共识，“弃访转法”的良好势头正在形成。
在江西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担任法律顾问的付树根已年过六旬。这位远近闻名的“土律师”，乡亲们一遇到法律问题就会想到他。“法律顾问可不是那么好当的，除了打官司、代写诉状，更重要的是要做好普法。”付树根说。
久久为功，决胜三大攻坚战
圆梦全面小康，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三大攻坚战的目标，抓住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剑指全面小康道路上的三大“拦路虎”。
事实上，三大攻坚战已经战果累累，正进入夺隘拔寨的冲刺阶段。
防范风险，为全面小康保驾护航
“越要由大国迈向强国，越要化解风险。规模越大，在国际上的地位越重要，风险也就越大。”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表示，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既有长期积累的老问题，也有发展中遭遇的新挑战。
其中，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防范“黑天鹅”，猎杀“灰犀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一局局长王志军说，对于“黑天鹅”事件，要加强跟踪监测分析，加强预警预测；对于“灰犀牛”事件，要增加危机意识，对风险隐患要摸清情况，突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针对财政和金融领域的各类突出风险，相关监管部门频频发声，划定下一步政策路线：一方面，“疏堵结合”防范地方债风险成为财政政策的重点；另一方面，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逆周期调节。
专家指出，我国有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丰富经验，经过多年发展，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金融法治和金融调控体系日趋完善，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高，财政赤字和负债率低，可动用的工具手段多，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和底气筑牢风险防线。
精准扶贫，不让一个人掉队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摆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
这是一场倾尽全力的战役。在党中央的要求部署下，脱贫攻坚工作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把手工程”，特别是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都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战役。国家设立扶贫日，开展脱贫攻坚奖评选活动，表彰脱贫攻坚模范。中央出台指导意见和考核办法，进一步完善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工作。动员中央企业开展“百县万村”扶贫行动，动员2.6万家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行动。
这是一场战果辉煌的战役。从太行深处到大别山区，从陇中定西到吕梁山区……2013年到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4.5%……
沉甸甸的数字，创下我国扶贫史上的最好成绩，也使中国的减贫事业继续在全球保持领先，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污染防治，为小康涂上绿的底色
“如果到2020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实现了目标。”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积累下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全国不少江河水系水质恶化；多个地区大范围、长时间笼罩在雾霾阴影中；部分地区重金属、土壤污染比较严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赴各地考察调研，几乎都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和明确要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正是树立生态文明观、引领中国走向绿色发展之路的理论之基。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几年来，一系列相关文件密集出台，一场场环保问责风暴在各地掀起。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从河北省开始，不到两年已覆盖全国31个省份，超过1.5万人被问责。
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2015年12月，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6个缔约方通过《巴黎协定》这一历史性文件，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安排。中国不仅是达成协定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坚定的履约国。
从理念升华到制度建设、再到实践检验，全国各地都在努力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方传统工业文明、超越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绿色发展道路。环保部部长李干杰最近表示，数字表明，过去5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
久久为功，让成绩得到人民认可
“让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目标。”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郑传芳认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我们在现阶段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让成绩得到人民认可，经得住历史检验。这也正是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战略考量。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要防止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集中爆发，要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否则就将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精准脱贫是全面小康的基本路径。“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目前仍有4000多万的贫困群众需要脱贫，再靠‘大水漫灌’的方式是不能解决的，必须要通过精准扶贫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辛鸣说。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问题越发突出，脱贫难度大、成本高、见效慢，成为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挑战严峻。
没有生态文明的小康，就不是全面小康；钱多环境差的小康，也不是人民所要的小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东超说，人民群众对蓝天绿水、清新空气、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污染治理的短板亟待补齐。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黎昕说，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不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民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这要求我们要形成新的发展思路，践行新的发展方式，久久为功，奋力前行。
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农村转型升级 他们带回新观念的火种
返乡创业，日益刷新农村经济地理。曾经，“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如今，不少地方已开始出现可喜的变化：农业可以很现代，农村不单有农业，农民不输城里人……返乡农民工播撒新经济的火种，创造新业态的“玩法”，一个个充满创意的项目在希望的田野上开花结果，一个个原本落后的村镇崛起为新经济、新业态的创业高地。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各地筑梦乡土的涓涓溪流正不断汇聚，成为推动农民增收、农村致富的巨淪可。
返乡创业，不断改善农村社会治理。追求美丽乡愁，渴望诗意栖居，薪传文明之火，需要基层善治。当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慰藉了“干渴”的农村社会，各种改变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农民工不用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不再望穿双眼，家庭裂痕得以弥合，空心村现象得到缓解。蓬勃生长的创业力量，让外来资源开始反哺农村社会，更开放的视野、更现代的治理观念借由返乡农民工在乡土社会生根、萌芽。
农民富则中国富，农村强则中国强。农民工返乡创业，让自己变富，也让家乡变美。过去，从包产到户到进城打工，“泥腿子”变打工族；今天，从落脚城市到返乡创业，“漂-代”变“农创客”。无论其中尚存几许困惑、几多难点，返乡创业农民工改变农村面貌的点点滴滴都值得鼓与呼，因为他们足音正健，给人以无限的希望，昭示着奋进的中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长期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去年在贵州遵义市汇川区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发展高层论坛，今年的论坛也即将召开。近期，半月谈编辑部与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合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了深入调研。研究会及其联系的专家们提供了丰富的观点和思想，本刊记者采访到许多鲜活的素材，融会成本期半月专题。从中，读者们可以一窥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大势及由此带来的乡村之变。
他们带回新观念的火种
--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农村转型升级（之一）
“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千古名句今天有了新注解。随着中国经济迈人转型期，越来越多获得技术、经验和资金积累的农民工瞄准久被忽视的山水林田湖等农业资源，重新发现农村的价值和魅力，新观念与新资源碰撞，对接，释放巨大创业动能，提速农村经济转型升级。
重估农村资源价值
9月，农庄里绿油油的稻田开始露出微黄的颜色，螃蟹在水稻间游弋。每隔几米，地头就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城里的企业名或人名。再过不久，都市人将带着亲朋好友到这里收割稻谷、抓螃蟹。
“在外跑了十几年，到头来发现，咱祖祖辈辈种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宝贝。”农庄负责人、河南省原阳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俊海感慨，老一辈土里刨食，新农人土里刨金。
这家合作社主打产品“水牛稻”是畅销的有机大米品牌。“城市人对食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也喜欢田园风光，定制化、体验式的种植模式很受欢迎。”“水牛稻”打开销路后，赵俊海敏锐意识到，土地还可以创造更多价值，合作社适时推出“都市一亩三分地”项目。
该项目土地由农庄托管，认购者可以随时耕种、休闲游，并获得土地上产出的有机大米、石磨面粉、时令蔬菜、稻田蟹等。如今，立体种养、生态旅游等配套项目也在铺开。光“稻田养蟹”，每亩收入就达16000元以上，高出普通水稻种植6至7倍。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业经营方式的优化、农业效益的提高起到明显促进作用，也带动了闲置资源的开发和凋敝乡村的复兴。”中央党校研究室巡视员曾业松表示，中国20亿亩基本农田，80亿亩山地、林地和草地，给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了巨大的资源潜能。返乡农民工，将是激发这些资源价值的重要力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研究员崔传义指出，目前返乡创业发展的农业，主要是有市场前景、地方特色的多元化农业，如优质畜禽养殖、蔬果花卉、山林特产等。不同于以往，当前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扩大了农业内涵．从重数量到重品质、重安全、重效益，实现了生产与生态的良性循环，是绿色农业的商品化、工业化。
更新农村产业业态
长期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崔传义等专家表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了镇村产业多元发展．助力后发展地区摆脱片面发展域市工业、拼资源、高污染的老路。他们积极改造传统农业，发展多种经营、三产融合的农游一体化等服务产业，成为新市场、新产品、新业态的开拓者。
花海、玫瑰谷体验区、玫瑰DIY采摘区、温室观光体验……在“花木之乡”河南省获嘉县，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张彦超正着力打造花木、旅游、娱乐、住宿一体的产业综合体一奇幻玫瑰庄园。
“利润不能光从苗木来，换个思路就能大大提高附加值。”打工多年的张彦超现今流转了1030亩地，建造了拥有自动扦插流水线、全光照自动喷雾的智能化大棚，根据客户订单进行针对性培育……由于品种好、科技含量高，苗木价格高出普通月季苗几十倍。
科技创新是农村新业态的基础，日益为返乡农民工重视。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理事长、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李闽榕说，科技变革对农村创业的支撑作用不断提升，特别是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同时，也将助力智慧农村发展。
与此同时，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也增加了不少产业的“爆发点”，成为一些返乡创业者的“最爱”。
“75后”张荣相是江西省奉新县仰山乡农民，在北京摸爬滚打多年后，最终投身乐器产业。2012年，他回老家用山区毛竹加工竹板、架子鼓鼓槌等乐器，使原竹的销售附加值提高近10倍。
把小乐器做成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的大产业后，张荣相还不满足。在地处深山的老家西源村，他盘下老乡们废弃的旧房，建了一处2800余平方米的“节节高音乐生活馆”。馆内设有乐器展厅、演奏厅和休闲养生服务区，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休闲体验。
“创意将占据创新的制高点。”李闽榕指出，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应是趋势。在一些地方，文化创意小镇、科技小镇等逐渐成形，返乡创业正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点燃农村创业热情
在返乡农民工肖璋瑛带动下，江西吉安县葡萄种植总面积达5万余亩，种植户3800余户，年产量3.5万吨，年产值2.5亿元，葡萄产业成为当地新崛起的“绿色银行”。
河南原阳的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则通过土地托管的形式，带动周边20多个村庄走出一条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再也不用操心稻米价格和销路问题了。”最早托管土地的尹庄村支部书记尹庆修说，全村土地全部托管，村民只需按照要求做好管理就行，每亩地还可以节约成本200多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秘书长苏宏文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传统发展动力弱化、增速减缓的新當态，过去几十年间涌人城市的农民工，部分开始返回中西部后发展地区创业。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改善、资源潜力显现、土地流转更便捷等因素，也为他们创业提供了更大空间。
今年1至8月，仅河南省新乡市，返乡创业农民工就达8835人，比2016年新增2534人，创办企业2756个，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7家，带动31069人就业。
“回来创业的人数增长很快，而且创业项目跟本地优势结合得比较好。”新乡市劳务输出服务局局长张振河介绍，返乡创业者有很强的开放性，对社会萌生的新需求很敏锐，也善于利用沿海地区先进技术对本地传统技艺进行再创新。
苏宏文说，农民工返乡创业升级，既是新阶段的发展要求，也是农民工的自主选择。他们在城市打工获得人力资本优势、资金优势，加上家乡的资源人脉优势，再同市场需求对接，形成充满活力的众多民营小微企业和农业新经营主体，点燃了农村创业创新的热情。
“这支生力军将为农村带来新的活力，成为解决体制性、结构性问题的突破口。”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赵新力表示，他们创造的新业态、新模式，在农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示范效应。
重塑乡土社会，再燃希望之火
--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农村转型升级(之二)
如今，农民工返乡创业拥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从城市带回见识、技术、资金的农民工，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版图，也在重塑乡土社会，再造乡土文明。
人回来了，村庄又活了过来
“时隔20多年，今年春节村里又唱起了花灯戏。”王祥吉说，大伙可高兴了，在舞台上一直唱，不肯下来。
今年46岁的王祥吉是贵州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唱花灯戏的代表性人物，但是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村民大量外出，花灯戏一直唱不起来。
板桥镇党委书记彭正伟说，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豆腐干和编藤产业等三大产业，近年来6000多名农民工返乡创业，仅兴办乡村民宿就有500多家。
人回来了，乡村就恢复了生气。王祥吉说，花灯戏一唱又像回到了小时候。“表面上是唱戏，实际上是找回乡村的精气神。”
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县域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已经带来了挑战。“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为农村源源不断输入活力，带回希望。”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理事长、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李闽榕说。
江西奉新县仰山乡地处山区，那些已过中年的村民不愿外出务工，在家又没活干．天天端坐在麻将桌上，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不稳定因素。
5年前，“北漂”张荣相回到仰山变身为竹制乐器行家。今年，他又瞄准新目标，努力把仰山打造成“音乐小镇”。张荣相到村民家登门拜访，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厂里上班。村民不仅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更重要的是有了稳定工作之后，麻将桌渐渐地少了，社会风气正了。
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反映，农民工回乡创业，不仅使自己完成了从农民工到企业家的蜕变，更能有效缓解农村空心化、三留守等社会问题，促进农民家庭幸福和农村社会稳定。
中央党校研究室巡视员曾业松认为，返乡创业给农民工提供了新的选择，农民工有了新的希望。特别是对青年农民工而言，返乡创业拓宽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为他们定位了新的价值导向。
对接现代理念，刷新乡村“三观”
“三江人世世代代、家家户户做腌菜，加工手艺让我们很骄傲。”2016年，在北上广闯荡了15年的袁祥云返回家乡江西省南昌县三江镇后万村搞起了家乡的腌菜。
袁祥云的公司成立科研中心，聘请南昌大学食品学院专家开展技术研究。“给他们的菜不能打农药。”为袁祥云公司供菜的村民李少方说。袁祥云公司的腌菜制作不添加防腐剂、化学用料，当地农民的环保、质量意识为之一新。
目前，袁祥云正在向有关部门申报腌菜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还租下一栋古宅，准备建一座腌菜博物馆。“以前，村民卖的是腌菜：现在，我们是要把腌菜做成文化产品。”
同样是养猪，贵州桐梓县茅石镇镇龙村的唐永忠却让猪进“健身房”减肥。“仔猪经村民喂养一年后，回收到‘猪健身房’两个月，我们天天将这些猪赶到山上去吃野草、锻炼身体，让猪减肥50斤以上。”唐永忠说，猪瘦了，价格却上来了，“市场价每斤18元以上”。
市场上一般的鸡45天上市,20多元一只。但是河南原阳县韩董庄镇拾区村张大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的鸡低于半年不能上市，一只鸡卖150元，却供不应求。公司负责人张团营说，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安全的食品，促使农村人改变了老思维，农村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秘书长苏宏文说，好山好水好空气，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在被农村人视为最大的财富。在返乡创业农民工带领下，各地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保意识大为改观。
采访中，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也屡屡谈及互联网、电商等新技术、新平台给他们创业观、生活观带来的冲击。他们说，“供销E家”“邮乐购”“淘宝”“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电商渠道，既帮助他们的产品迅速打开市场，也在不停地刷新着他们的“三观”。
有了“领头雁”，全面小康趟出新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研究员崔传义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新动能，不断促进就业增收、脱贫攻坚，提供了解决“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问题的新路径。
在革命老区井冈山下，返乡农民工谢玉龙兄弟创办的摇篮生态有限公司，吸纳了65户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资金，保证每户每年2000元的分红，为井冈山在全国革命老区中率先脱贫摘帽作出了贡献。
不仅扶贫济困，返乡创业成功的农民工还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
今年夏天，袁祥云的公司请来专业摄影团队，给三江镇汗塘村30名留守儿童化妆拍照，邮寄给他们在外工作的父母。袁祥云说：“希望给他们留个念想，密切和家人的情感联系。”
竹板是张荣相公司销量最大的产品，每销售一副竹板他就抽出1%的利润作为公益基金，用于帮扶当地的困难群体。
遵义市汇川区团泽镇大坎村的张明富被誉为“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第一人”。他在2007年和2011年分别给中央写信，直接促成国家层面出台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政策。
多年来，张明富创办的梦润公司累计投入扶贫济困、公益事业240多万元，产业项目扶贫支出102.5万元，惠及贫困户520多户、1500余人。
与此同时，梦润公司还成立了“梦润民富义务宣传队”，公司员工利用业余时间编排节目到集市、田间地头演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村民自治办法、村规民约等。
在江西吉安县，返乡创业者肖璋瑛正全身心带领群众建设美丽乡村，发展葡萄种植-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向党组织靠拢，不仅成为共产党员，还被全票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苏宏文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些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典型，充实了村两委班子，成为农村发展的“领头雁”。
政策创新开路，创业稳健前行
--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农村转型升级(之三)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草根经济”发展现状令人振奋。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些返乡创业高地，政府创新正在发力，政策创新、制度创新与返乡创业形成良性互动，不断升级。
集聚多元要素，助力返乡创业
当下，把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带到农村去，和农村各种重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源结合起来，成为各地政府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着力点。
贵州遵义市汇川区委书记姜世甫说，“互联网+”背景下．返乡创业的本领也应提速升级。有“中国农民工政策发源地”和“返乡创业第一县”之称的汇川，拥有各类创新平台72个，是汇川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策源地。今年8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遵义工作中心（遵义高等研究院）成功落户汇川，将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培养和集聚更多人才。
在江西修水，返乡创业者愈加看重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理念和科技理念。政府携手创业者们。利用“品牌+市场”等方式，推动了“互联网+农业”、休闲农业、智慧农业等新业态的发展。修水县委常委、农工部部长梅勇说，有了科技、管理等多元要素注入，返乡创业得以拉长产业链，盘活农业资产。
“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创新的结合，一个重要结合点是科技．这是农村新一轮经济发展动力所在。”中央党校研究室巡视员曾业松说，要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科技创新，发展适合农业农村生产生活需要的智能化加工制造业、智能化服务业等，发展新技术、新经营模式支撑的绿色有机农业，发展“互联网+”基础上形成的集成融合产业。
针对一些农民工创业层次不高的问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赵新力建议，未来应在产业培育、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上，做好顶层设计，提供更多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培育创业自组织，营造创业氛围
专家调研中发现，培育创业自组织，让一些地方快速形成浓郁的创业氛围，迅速崛起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高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研究员崔传义说，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得好，与创业者组织起来并得到政府支持有很大关系。
在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娄山关村，藤编协会是藤编创业者为解决共同的销售难题协作成立的；乡村旅游协会是2006年26户村民要办家庭旅馆吸引重庆人避暑，向镇政府申请，争取给予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而兴办的……这些以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主的组织，都与镇政府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实践表明，政府支持、帮助创业者组织起来，是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有效途径。分散的创业者及小企业组织起来后，有利于维护发展权益，有利于自我服务和增强市场竞争力。这些探索为相关政策完善提供了依据，为创业发展开辟了道路。”崔传义认为。
曾业松说，下一步，应继续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制度创新。“农民工返乡创业怎么和本地的农民结合，和城乡各类企业结合，和各种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结合，建立多层次、多方位的合作机制，形成经营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特别是怎样以共享经济为方向，创建新的股份合作制经济，建立健全体现共享经济思想、共享经济机制的新型企业机制？这些仍是有待探索的问题。”
就此，江西修水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梅勇介绍，在马坳镇黄溪村，返乡创业者打破传统土地经营模式，按照“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发展蚕桑、苗木、果业等绿色高效农业，创办村级企业8家，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该村达到“农业产业化、土地田园化、耕作机械化、住房城镇化、农民工人化”，实现“家家有资产，户户有股份，人人有就业，年年有分红”。
完善创业服务，政府持续发力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快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不仅有基层的自发行动，更为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效果正在显现。
这些措施包括整合落实支持农村创业创新的市场准人、财政税收、金融服务、用地用电、创业培训、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各地发展返乡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创业服务平台、开放式服务窗口，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返乡创业，大有可为。同时也有一些返乡农民工反映，他们创业在融资、用地等政策服务方面尚面临一些困难，影响其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和持续性。
缺乏有效抵押担保，让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难。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阮加认为，政府应继续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继缤探索农地抵押贷款新模式，在所有权、贷款违约处置等方面进行机制设计。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措施，强化农地抵押贷款政策制度保障，调动农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积极性，切实落实农地抵押贷款政策。
清理不合理的担保贷款规定，设立返乡农民工创业专项基金，用于创业补贴、小微贷款风险补偿和贴息等，可以缓解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难。为此，江西修水专门成立了县创业担保公司，还通过“财企惠贷通”“财园信贷通”“财政信贷惠农通”等融资平台服务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仅2016年贷款近6亿元。
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用地难问题，不少资深“三农”专家、基层干部说，政府应将返乡农民工创业用地纳入城乡发展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充分利用小城镇和镇村的存量非农建设用地，满足返乡农民工创业用地需求。
专家建议，国家可允许地方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折抵用地指标，并从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返乡农民工创业，适当减免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规费。
优化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政府制度创新、政策扶持需要持续发力。崔传义表示，应重点完善乡村生产性公共服务体系，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开通“绿色通道”，提供精准高效的政策咨询、证照办理等服务。
创在汇川，点亮“返乡经济”
--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农村转型升级(之四)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是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被誉为“中国农民工政策发源地”和“返乡创业第一县”。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刷新农村面貌的重要撬点，其诸多经验值得借鉴。
汇川区农业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50%。与多数贵州山村类似，在田少土薄的广大汇川农村，数万名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背着行囊到沿海及周边城市务工，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近年来随着城乡基础设施的改善、东西部就业结构的转变，汇川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人数呈逐年递增之势。汇川区副区长王巍介绍，汇川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数量从2013年的6315人猛增至2016年的1.5万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数量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
“截至目前，返乡农民工创办各类企业(包括小微企业、个体户)7828家，累计带动就业近4万人。”汇川区就业局副局长周胤说。
“飞出去时是小鸟，飞回来时是凤凰。”汇川区委书记姜世甫说，返乡农民工是促进乡镇经济发展的“活宝贝”，为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尝到返乡经济“甜头”的汇川区，将农民工返乡创业放在全面建成小康杜会、完善基层治理的战略高度布局谋篇。汇川区探索获得的一系列经验，也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价值。
一是在思想上重视，充分认识到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重要意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研究员崔传义认为，汇川区站位高，把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关系地方发展全局的大事来抓，领导重视、全区用力，这是汇川“返乡经济”走在全国前列的关键所在。
“我们的领导干部在下基层的过程中，认识到农民工创业给老百姓带来诸多好处，并为他们的创业精神所感动。”姜世甫说，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要真正认识到农民工是创业主体，政府是为他们排忧解难、提供服务的机构。
二是营造创业环境，落实创业政策。2016年6月，汇川区出台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实施意见，围绕山地农业、康养旅游、现代服务业等，在财税、融资、用地、培训、子女就学等方面，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
姜世甫坦言，在农民工创业遇到难题时，有些支持政策并不明确。使政策清晰起来并具有可操作性、能够落地，是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以解决用地难为例，在汇川，创业者和承包农户一起商量，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有的是出租，有的是转让，有的是合作，还有的是把40年、50年、60年的土地经营权一次性流转。这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的政策突破。
三是狠抓创业服务。姜世甫介绍，汇川区为农民工提供的服务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为单个创业者提供服务，提供主体包括区、镇、村的服务平台或创业园区，一些重要的企业、项目，由主要领导干部提供服务。第二层次是区、镇为返乡创业的特色村镇提供的共同服务、共同政策。第三层次是公共服务，包括汇川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势产业发展带规划等。这三个层面的服务又与其他政府服务、市场服务、社会服务相结合，共同形成服务体系。
四是多渠道推动培训、辅导，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人力资本。崔传义认为，汇川农民工退乡创业培训形式多样、辅导团队阵容强大，采取政府官员、专家、创业成功人士“三结合”的形式，值得推荐。同时不少志愿者为农民工创业进行项目诊断、举办创业沙龙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充分发挥农民工返乡创业优秀人物或群体的示范带动作用。张明富是汇川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一面旗帜”。从最初卖化妆品到办化妆品厂，再到搞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经营的鹌鹑养殖公司，张明富在带动产业集聚、增加就业、脱贫增收的同时，也激励着返乡农民工投入创业创新的大潮。
姜世甫表示，汇川产生了一批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并顺势推出学习优秀返乡创业者活动。“我们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不断调查、总结、表彰、宣传，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他们。一个个优秀代表树起了，一家家企业兴旺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渴望回乡创业。”姜世甫说。
在政策创新和服务提升的引领下，汇川区“返乡经济”日益壮大。一批乡镇初步形成了“雁归经济”集群，如板桥镇农旅一体产业、团泽镇特色种植养殖业、高坪镇工业集群、泗渡镇现代农业等，各具特色，发展势头良好，为汇川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银行愿放贷，脱贫活水来
脱贫需要金融支持，可是银行作为市场主体，放贷要考虑风险收益。一般而言，向贫困户贷款很不划算，这是金融扶贫面临的普遍难题，也是西海固金融扶贫的政策着力点。
宁夏西海固，是黄土丘陵区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泾源、彭阳等贫困市县的统称。这个听起来给人苍茫、炽烈之感的地区．1972年就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苦瘠甲天下”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破解深度贫困，当地始终没有放弃探索。西海固地区财政自给率很低，如一味依赖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脱贫，不仅难以满足产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也难从根本上解决脱贫的关键问题。
为此，当地政府跳出常规思维，建立了“一平台、一模式、一协会和一体系”的金融扶贫机制，巧用金融杠杆，为群众大力创造融资条件。这样一来，贫困户自主脱贫的原动力增强了，当地财政扶贫、金融扶贫和产业扶贫的叠加效应也得到了充分释放。
政府来担保，银行愿放贷
“一头安格斯牛售价15万元，买一头政府给贷1万元，我去年贷款买了3头。”固原市泾源县兴盛乡上金村农民于光学乐呵呵地对半月谈记者说．“实际上买牛的贷款我也没付利息，一头牛政府还补贴2500元。家里养着6头牛，我再打些零工，脱贫是迟早的事！”
从前，不少贫困户盼脱贫盼发展却苦于没有资金，如今，这个现象在西海固地区得到改变。仅泾源县就累计向于光学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了34亿元的贷款，贷款覆盖率高达88%。
据了解，固原市对建档立卡户实行“信用贷款、基准利率、财政全额贴息、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发放5万元以下、3年以内免担保、免抵押的扶贫小额信用贷款。今年上半年，已获贷款的就有47万户，占固原市贫困户总数的67%。
固原市是西海固的核心地区．财政自给率不到10%。原始积累少，金融服务体系薄弱，仅靠“吃饭财政”很难拿出多少真金白银投入脱贫。去年以来，该市积极探索“财政计划”和“金融市场”两手抓的融合式扶贫模式，在发挥政府投人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巧用金融资金进行引导。
以往，一些贫困群众把贷款当成扶贫款，贷了款却不还钱，让很多银行不愿放贷。为了消除这种隐患，固原市以县区为单位，探索“财政+金融+产业+扶贫”的“固原模式”，形成担保平台、“担保+信用”贷款模式、信用协会、风险防控体系为一体的“一平台、一模式、一协会和一体系”的金融扶贫机制。
“弥补深度贫困地区的金融短板，就是要解决‘百姓需求’和‘银行担心’这两个问题，让产业发展和金融支撑相辅相成”，固原市长马汉成说。
一年多来，政府的努力有了成效，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金融机构敢放贷了，有政府牵头担保，贫困户能轻轻松松贷到款。截至今年上半年，固原市扶贫产业担保基金已有10亿元，融资性担保公司已成立7家，担保贷款16亿元。其中，2万户贫困户贷款6.9亿元，299户农业经营主体贷款4.8亿元，实现了担保全覆盖。
有产业能分红，脱贫找到内生力
从分散投入到重点支持，从直接投入到间接支持，从单纯消耗到周转使用……通过建立担保平台，增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效益，固原市财政资金投入不再是“一锤子买卖”，变成了脱贫致富的“酵母”。
“只有建立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机制，才能真正增强贫困户的内生能力。”固原市金融办主任安希平说。
走在宁夏为民阳光牧业公司宽敞的厂区路上，一栋栋标准化牛舍映人眼帘。从去年开始，这里托管着560户贫困户的1500头肉牛，每年给贫困户户均分红4000元。
“按常规，一些条件差、劳动能力弱甚至没能力的贫困户就贷不了款，但没钱就没产业，脱贫就没指望。我们采取银行批发放贷、乡镇扶贫开发专业合作社统贷的方式，虽然贫困户是承贷主体，但是由托管企业承担还本付息责任，然后农户从中分红脱贫。”彭阳县委书记赵晓东说，通过这种方案，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企业、贫困户都能从中获益。
与此同时，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地高度重视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固原市824个行政村成立了村级信用协会，成为银行贷款的第一“把关人”，同时以县为单位，以综合诚信评价、家庭劳动力和人均纯收人为主要量化指标，全面开展评级授信。
安希平说，将农村熟人社会信息敞开优势和监督机制纳入现代金融信用体系后，农民显示出很强的信用意识，所产生的失信风险可以被风险补偿基金和脱贫保险轻松化解。截至目前，固原市获得政府全额贴息的贫困户有3万户，但贷款逾期仅175户。
金融活水来，扶贫更精准
如何脱贫不返贫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只有实现金融扶贫资源精准投放，撬动并壮大适宜产业，才能让金融活水流淌到每一个贫困角落，使脱贫与致富紧密銜接。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西海固每个县区都在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扶贫模式。
彭阳县根据贫困户和产业的不同情况，创新大棚贷、辣椒贷等不同贷款模式；泾源县侧重扶持产业“源头”，把中蜂产业作为兜底产业来抓，采取贫困户小额信用贷款和“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链融资模式，推动老人、妇女等弱势人群脱贫；西吉县开发了托管代养融资模式；隆德县探索了资产收益融资模式等，都使金融支持与建档立卡贫困户更精准、更有效对接。
巧用金融杠杆，壮大脱贫产业，西海固脱贫有了底气，那么金融扶贫政策的持久性如何？摘掉贫困帽子后怎样开掘致富的长期资本？这是不少群众关心的问题。
专家建议，农民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应加快进行农村产权改革，让农民的土地权利尽快释放，成为活跃农村金融的一大“水源”。
此外，一方面应因地制宜，以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产业为支撑，尽快摆脱以种植和养殖为主的第一产业初级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应因人制宜，加大技能培训，鼓励贫困户通过技能务工脱贫，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和质量。做好这两篇文章，西海固才能真正实现脱贫致富。
“管他浏览量多少，领导看到就行”
“才整顿‘僵尸网站’，又来了APP、公众号。”半月谈记者最近采访发现，近两年政务类APP、微信公众号兴起，各地区、各部门竞相推出自己的APP、公众号，有的县官方APP、公众号就有好多个。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推进政务本是好事，可一哄而上，钱没少花，效果不佳。有的地方还通过行政命令，层层分解任务强行推广，好事反成负担。基层干部不堪其扰，群众也多有诟病。
行政强推，基层多有不满
半月谈记者最近前往江苏一开发区采访，恰逢两名基层公务人员前来推广上级部门的APP。开发区工作人员称已下载其APP，但对方说不行，得扫他们提供的二维码下载安装，才算完成任务。无奈，该工作人员只能按要求重新下载。
“有些部门推广APP、公众号的做法真的很过分。”这位工作人员向半月谈记者抱怨，“一个市级部门的公众号，要求我们完成的关注量与区域户籍人口数基本等同。这怎么可能？难道连襁褓中的婴儿都得挂部手机？”
这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有部门甚至以方便群众办事为名强推APP。在群众前来办证时，基层干部不得不要求办事群众先下载APP、注册并捆绑手机号、填写个人信息。整个程序走完，再通过APP办理相关事项。其实，群众到这类部门一辈子也就办一两次证，如此强行推广，引起群众不满。
采访中，一些社区干部也向半月谈记者倒苦水。“有些APP、公众号推广直接给社区压任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区主任说，最近上面压下来两个APP,一个明确要求完成160条的下载任务，一个要求完成300条的下载任务，完不成年底评优就要受影响。“这些APP不光要求下载，还要绑定支付宝，再将下载的手机号、验证码发回后台，以证实是否真实下载，程序繁琐。”
多位社区干部说，因下载太多APP和公众号，他们的手机内存常常不够用，经常是一边卸载，一边再安装。不少APP和公众号除下载任务之外，还有转发、反馈任务。每天一上班，他们就得打开各类APP和公众号，发朋友圈、点赞并截屏反馈。仅这类工作，就占据他们相当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一哄而上，易滋生网络形式主义
“今年以来，通过我们或者向我们推广的APP和公众号差不多就有20来个。”苏南一位从事宣传工作的工作人员说．“有部门建的，也有地方搞的，更有的是为某个单项活动设置的，一些部门还有多个APP或微信公众号，功能也不尽相同。”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利用APP、公众号等现代信息手段传播政策、公开政务，方便群众办事，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是一哄而上，竞相比拼，则无必要；以行政手段层层分解、强行推广，更可能令好事变坏事。
首先是加重基层干部负担，群众比较反感。基层工作本就繁杂，如今又增加公众号和APP的推广任务，还要转发或反馈后截屏发至后台用于考核，极大占用时间和精力，真正面对面为群众服务的时间反而少了。除此之外，一些公众号.APP实用价值不高，相关功能与商业APP重叠，甚至要强行绑定手机号、银行卡，不少群众对此比较反感。
二是财政浪费严重。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政府部门建APP,大都是外包给一些公司，价格少说也要数十万元，多的上百万元甚至更多，维护、升级也需一大笔费用。开设公众号虽然不要钱，但内容维护等需专职力量参与。
三是滋生网络形式主义。半月谈记者添加西部某地宣传部门主管的公众号发现，很多文章浏览量只有两位数。“活动多的时候一天要跑好几家单位，派不出本地记者就自己去采写。”该地宣传部门一位负责外宣工作的干部说，“管他浏览量多少，领导看到就行”。
在少数地区，一些公众号、APP的下载、关注和转载任务量大，地方完不成或完成排名靠后怎么办？基层干部介绍，购买下载量、关注数据业务悄然兴起，还有一些地方找关系，疏通相关网络公司技术人员以更改数据。
“没人看，没人用，下载量、关注数再大也没有实际价值。”一位基层干部说，很多APP、公众号的下载或关注数据很夸张，但效果有限，实质上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此外，各地自建APP、公众号的安全问题也非常突出。半月谈记者在西部一个省份采访了解到，某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被黑客“黑”了之后，黑客借其官方平台发布诋毁信息，柏关负责人因此受到惩处。一些基层干部反映，许多政务类APP、公众号都会发布或转发资讯类信息，而相关维护人员并没有媒体从业经验，这也是一大安全隐患。
警惕重蹈“僵尸网站”覆辙
“僵尸网站”一度为社会诟病，近两年相关部门加大了对其检查、通报和整顿力度。一些基层干部认为,APP、公众号建设也须警惕重蹈“僵尸网站”覆辙。
一些基层干部建言，从网站转向微信、APP这些更便捷的工具，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应强化顶层设计，一个市甚至一个省，有一两个就足够了，至于内容模块，可以根据政务需要进行调整和设置，没必要各地各自为政、各搞一套。否则，未来可能会出现大量“僵尸APP”“僵尸公众号”。
长期关注政务网络建设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沈国麟说，当下政府部门网络建设各自为政的问题突出，政务APP、微信公众号建设泛滥是这一问题的延续，未来必须进行整合。“应适当开放数据，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建设相关网络或提供服务。”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政府信息化建设不能简单地按照行政模式来推进，要符合网络特点和数据特性，更要与群众需求相结合，靠行政手段强行推广和下任务获取点赞难以长久，它背离了服务群众的主旨。
“奇葩设计”太多，我已无力吐槽
公共设施被称为“城市家具”，它们很大程度影响着人们在一个城市里工作、生活的舒适度。然而，大到道路、建筑物，小到公交站牌、盲道，普通民众经常会遭遇各类让人匪夷所思的“奇葩设计”。
细数“奇葩设计”
在网上搜索“奇葩设计”等关键词，会发现这是很多人都碰到过的“痛点”。半月谈记者梳理了“奇葩设计”主要的几种类型：
中看不中用型。在中部某省会城市．有一条双向10车道的城市景观大道，从远处看植被郁郁葱葱，中间的隔离带种着高大的松柏，很是气派。然而，到了炎热的夏季、烈日当空之时，市民走在人行道上却被晒得冒油。原来，园林部门只顾好看，在人行道两侧种的几乎都是没有树荫的灌木。
不少设计酷爱“凹造型”，也上了奇葩排行榜，比如酒瓶子大楼、福禄寿大楼、铜币大楼等。半月谈记者曾听到一位地方政府官员说，当地有一栋80米高的建筑，只有底下的14米可居住办公，上面全是造型部分。
让人浑身不自在型。今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映后，人们一下子发现了很多“丁义珍式”窗口的现实版。这些窗口要么高度设计不合理，没有座椅，让你只能弯腰屈膝：要么柜台直立面没有内凹，让你的双腿难以舒服安放。
还有一些地方出现过3米高的公交站牌，乘客要仰望垦空般查看公交线路信息。有人感叹，这得让姚明来看才合适。更有人反讽说，这种站牌有助于帮助“低头族”治疗颈椎病．还能够锻炼视力，简直一举多得。
险象丛生型。近日，一则新闻引发广泛关注。在沈阳，一条铺设不久的近千米长的盲道拐了近20个弯，途中有电线杆、树木、窨井盖，全部都要绕道。视力障碍人士如果走这样一条路，如同过关斩将。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盲道直接通向沟渠。
即使对于正常人，如果设计坑爹，也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据报道，在上海一断头路尽头。立着一巨幅城墙图，上面绘有大小3个门洞。司机反映，这幅画很具有迷惑性，从远处看难以分辨是图片还是实物，如果不熟悉路况，很容易撞上去。
烧脑费神型。一些立交桥、地下通道、地铁换乘通道，由于路线如同迷宫，又缺少清晰的导向系统，被称为“烧脑设计”。“知乎”里一个“大型公共设施都有哪些让人无语的设计”问题下．有近200条回复。一名网友留言说，他所在的城市有一处地下通道像是“无敌创意组合的八卦阵”，感叹“我不是路痴，方向感超强，可在这儿根本不顶用”。
即便一线城市客流量巨大的地铁内，换乘标记也往往张贴于正面，完全不考虑乘客出入车厢时的视觉角度，结果就是不熟悉的乘客只有走到指示图下才发现错了。
敷衍应付型。有的城市出现“史上最窄自行车道”，不足70厘米，老百姓反映骑车就像走钢丝练杂技；有的公共场所盲文标识，竟然是在普通纸张上打印出来的。这些公共设施的设计，让人感觉完全“不走心”，只是应付了事。
为何层出不穷
城市里出现这么多“奇葩设计”，既有设计师的水平和经验问题，也有城市管理者决策方式、建设施工、成本控制等多方面的原因。
大部分“奇葩设计”缺少“以人为本”的理念。一段时间里，中国成了国际设计师的“试验场”，很多外形标新立异的设计甚至成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张军认为，设计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首先要懈决功能问题。有的设计环节存在“拍脑袋决策”现象。“奇葩设计”往往没有经过针对性的调研，有的照搬外地模板或以往的经验。比如，同样是公交车站的设计，就需要因地制宜，南方城市要考虑遮雨问题，北方城市则要顾及风雪天气。
走点心吧，设计者们
什么是好的设计？在《设计中的设计》一书中，作者这样写道：解决社会上多数人共同面临的问题，是设计的本质。
张军认为，公共产品的设计必须考虑大多数人的需求，包括老人、残疾人、抱小孩的妇女等，这叫做“包容性设计原则”。比如设计公交站牌时，就要方便大多数人查看信息。
好的设计还需要大量调查研究。很多企业做商品设计时，会广泛走访消费者，了解他们的审美、认知、接受度等信息，并观察用户行为。张军认为，公共设施的设计也应该运用这种方法，基于大数据调研和分析来规划每一个空间、每一把座椅，而不是仅凭直觉。
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共设施的提供正在由“从无到有”向“从有到好”升级；人们越来越希望，这些朝夕相处的“城市家具”，能够更美观、更舒适、更好用。
背包组长：走通基层“最后一公里”
一个背包，一辆摩托车，小组长易先林依靠它们，把自己负责的37户村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今年75岁的易先林，是沐抚办事处营上村金银寨组组长。
湖北省恩施市沐抚办事处，国家5A级景区恩施大峡谷核心所在地，这里6个村（居），人口仅3万余人，却有182名村民小组长。
办事处给每个组长配发一个专用工作包。他们背着包，风里来雨里去，活跃在村民身边，手把手、面对面为大家排忧解难，村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背包组长”。
“万能”的背包，“全能”的组长
挎着背包，脚蹬摩托车，到各家各户串门，是易先林一年四季做得最多的事。花上两三个小时，他就能到熟得不能再熟的金银寨组37户村民的家中转上一圈。这些村民家里的狗叫声，他都分得一清二楚。
小小背包里，有大世界。“我们平时都背着这些东西出门。”易先林把5斤多重的背包放在自家堂屋的玻璃餐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把里边的东西一样一样取出来。
使用多年，这个破旧的褐色单肩包．已经看不清“沐抚办事处村民小组长工作包”的标识。
“这里面既有笔、本子、印泥、印章、雨伞和手电筒这些常见的文具和工具，也有一些表格和资料，都是平时工作必需的。”易先林逐一向记者解释着这些东西的用途：笔和本子，用来记录社情民意；雨伞和手电筒，以备下雨或夜间工作之需；印泥和印章，代表责任与公信力……
这些，都是他履职尽责的法宝，几年前开始．就跟随他度过忙碌而充实的每一天。
半月谈记者发现，易先林鼓鼓的背包里，不仅放着《扶贫到户画说政策》《市民文明手册》《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援助服务手册》等多种指导性手册，还放着《湖北省恩施市沐抚办事处矛盾纠纷层级调处意见表》等服务宣传单和日常工作表-
金银寨组37户村民的联系方式，易先林一个不落地写在厚厚的转轴式记录本上。“全组161人，79男、82女。”对于金银寨组的人口信息，他倒背如流。
半月谈记者翻阅转轴式记录本注意到，里面列着各种各样的对联和诸多生僻字。
原来，易先林曾任两所小学的校长，作为老校长，他是红白喜事写对联的“专家”，也是大家高频请教的对象。写下对联和生僻字，只为面对村民，“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从难得一见到小组“大管家”
作为恩施大峡谷核心所在地，面积180余平方公里的沐抚办事处，是近些年恩施市发展迅速、转型剧烈的乡镇之一，也是矛盾纠纷调处压力较大的乡镇之一。
沐抚办事处原下辖5个村、1个居委会，44个地名组，共7049户、30088人。每个地名组平均管辖农户160户以上，人口近700人，最大的组地域跨度达7公里以上，“村民不熟悉组长，组长不认识村民”是以往的常态。
据沐抚办事处干部介绍，所谓的地名组，是由合村产生的，其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小村。由于经费少，待遇差，加上服务半径大，社会地位低，许多组长缺乏动力，基本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
由于村民对村组干部缺乏感情联系和价值认同，一旦发生纠纷，大多不愿通过村组干部解决，而是直接找办事处主要负责人，甚至越级到市、州、省上访。沐抚办事处一度成为恩施市维稳重灾区，多次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上访事件。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沐抚办事处从2013年开始推行“背包组长”服务机制，将44个地名组恢复为182个以原生产队为基础的村民小组。现每个小组平均管辖农户40户左右，人口约160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老熟人”成了“新常态”。
按照规定，背包组长承担政策宣传员、便民服务员、纠纷调解员、信息报送员、产业发展引导员等五项职能。不过在村民们看来，组长就是他们那个小组的“大管家”，除了履行办事处赋予的五项职能外，实际上还要处理很多农村社会家长里短的事务。
为充分发挥背包组长的作用，增加背包组长的威信，沐抚办事处不仅给他们配备了代表公权力的公章，而且规定，所有村民房屋改造和修建、树木砍伐、社会保障以及各种文书证明开具等服务均须由村民小组长签字盖章，上级有关部门才予以受理。
同时，凡能在小组办理的服务事项，均下放给村民小组长办理。
为避免“优亲厚友”现象，背包组长设定了严格的选拔任用程序。首先，按“户为单位，不设门槛、一户一票、得票高者当选”的原则进行推选；其次，村（居）支部从多方面对当选小组长进行审核；最后，办事处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拟任名单，进行公示和任命。
沐抚办事处党委书记黄向前说，只要愿意为村民办事，均可参选。在最终选任的182名小组长中，党员、退休干部、复员军人占了较大比例。
基层治理释放“新动能”
“组里50多户人家，年轻人基本都在外打工，很多事情需要我这么个人帮忙。”沐抚办事处木贡村堰塘组组长向学清说。因为办事贴心，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把户口簿都放在他手里保管。
“因为和组里老百姓隔得很近，不管哪家发生了矛盾纠纷我都知道，并且我也会第一时间前去处理，确保小问题不变成大问题。”沐抚办事处高台村高台阡3小组组长向红照说。
据统计，2016年沐抚办事处处理矛盾纠纷814件，其中背包组长处理506件，占比达62%。
沐抚办事处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如对考核合格的小组长每人每年补助1200元通讯费，对成功调处矛盾纠纷的每件给予50元工作经费，对25名年终考核优秀的小组长进行表彰，并奖励每人500元“年终奖”……
不过．在背包组长们看来，社会认同远比物质奖励重要。“报酬什么的从来没考虑过，我有退休工资，生活过得去。当这个小组长，主要是想发挥余热，为社会做点事情。”易先林说。
“最基础的还是感情。”黄向前说，办事处召开党建暨经济工作会、“七一”庆祝会、秋冬季农业综合开发会和年终总结会，都要通知背包组长前来参会，让他们有“成就感、获得感、满足感”。
2013年建立健全“背包组长”服务机制以来，沐抚办事处实现了“小纠纷不出组、大纠纷不出村、疑难纠纷不出乡”，连续4年成为全市“无越级上访乡（镇）”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优胜单位”。在这里，“有事情，找组长”成为习惯，基层治理成功释放“新动能”。
机制一变，纠纷不出曲周县
解决群众难题，乡镇是最前沿阵地。河北省曲周县建立起县乡村三级大调解、大信访、大治安的社会治理体系，协同解决百姓难题、化解信访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收获了百姓好评。
重构基层管理服务体系
曲周地处河北南部平原，近年来在发展转型中面临较大的信访压力。县委书记郭新耀调研发现，百姓要解决的事多数与七站八所有关，但往往找到乡里要说法，乡镇干部人数又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难办。
去年以来，曲周县在县乡设立两级“一委三中心”，即群众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中心、矛盾纠纷排查调解中心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一委统筹，三中心办事，逐级负责，按流程上报。
建立“一委三中心”后．乡镇遵循“一站式接待、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理念，按照配备10人以上的标准，将七站八所统一入驻乡镇中心轮流执勤，合署办公，联合接访，重构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
“百姓只要进一个院、找一个人，就能有人帮着解决问题。”半月谈记者在安寨镇综治中心看到，宽敞的办公大厅摆放着信访、民政、司法等桌牌。国土所值班干部说，其他部门未必天天都来，但只要群众来了，不在分工内的马上通知相关站所来办理，或是带着群众直接去。
曲周镇党委书记孟祥海谠．三大中心同处一院，整合了各类行政资源，乡镇可统一调度。“群众过去为一个小事转圈圈，如今在中心集中解决，有效降低了成本。”
上有机制约束，下有能人办事
“一委三中心”优势在哪里？县里多位干部说，由县委主要领导担纲的“一委”负责总协调、总监督，组织会商大矛盾，“三个中心”是解决问题的平台。半月谈记者在多个乡村采访，群众反映，调解能人帮了他们大忙。
曲周县委副书记黄志勇说，曲周乡村两级“调解能人库”，把威信高、能力强、热心肠的人才吸收进来。乡镇调解人员主要由现任乡镇干部、七站八所、乡镇法庭、本地有威望有跨村调解能力的人员组成。村级调解人员主要由“两委”干部、党员、群众代表、村民小组负责人、村法律顾问、退休干部及德高望重、热心调解事业的家族长辈等组成。
曲周镇综治中心调解登记室墙上，每一名调解人员的身份和擅长领域一目了然。发生矛盾纠纷，村民可以自己选择调解员。
今年3月，南疃村两户村民因房屋纠纷，各自叫来二三十名亲戚帮忙，冲突随时可能发生。村里上报镇中心，镇党委立即调派人驻中心的派出所、司法所、国土所等人员介入。到现场后，派出所控制住局面，司法所和国土所丈量宅基，双方宅基证由国土所核实。最后，由他们自己选出调解人进行调解，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把一件可能的群体性事件消化在萌芽状态。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不去乡不去县，直接就到国务院。”群众越级信访心理直接弱化的是基层党委政府的权威性。曲周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武建民说，虽说板子不能全打在基层身上，但基层党委政府的尴尬境地说明，基层解决矛盾纠纷还有空间和潜力可挖。
乡镇党委统筹下的“一委三中心”机制，把服务窗口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让百姓不出村、不出乡就能办成事。在这一基础上，曲周县还依托村级群防群治组织，将村内群众工作室、警务室、调解室等“三室合一”，设立村级综治中心，一般事务直办、代办，许多小事不出村就化解。
今年上半年，曲周县共接待群众来访2300余人次，其中受理矛盾纠纷1850起，成功解决1815起，办结率达98.1%，群众到县上访总量同比上年下降42.5%。
招来“女贤”办妇联
针对过去群团组织普遍存在的“热在机关冷在基层，热在上头冷在下头，热在干部冷在群众”等突出问题，全国妇联敞开大门，走出去引进来，打通“毛细血管”，有效化解了组织覆盖面不够、基层力量薄弱等难题，实现了妇联组织形态重构和形象重塑。
扩大基层“神经末梢”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如何将更多有才华、有号召力的基层女性吸纳进妇联．提升妇联的存在感和妇女群众的归属感，一直是全国妇联在探索群团改革中努力的方向。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许立华说，村（社区）妇联组织是妇联工作最基层的一环，改革以此为着眼点，全面推动村（社区）妇代会改建妇联，壮大基层群团组织“神经末梢”，解决群团组织“头重脚轻”的问题，妇联在基层薄弱的状况大为改观。
“大家先穿好绣花针，再跟着我完成接下来的图案。”在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大庄村，“陇原巧手”何艳萍担任妇联副主席后，在自己家中建起“巧姐微家”，为周边姐妹传授编织手工技术。
在上海，教师、律师、企业家等被纳入执委队伍中，有力地延伸了妇联服务的基层触角；在河北定州，1500多名维权大姐加入妇联队伍，几年来共处置妇女信访案件400多件；在浙江，省妇联以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为契机，甴企业家执委引导广大女性利用跨境电商投身创业。
不唯年龄，不唯身份，不唯经历，一批女骨干、女能人、女带头人被吸纳到妇联队伍中，担任兼职副主席、执委，把一个人变成一支队伍，有效解决了工作力量上头多、下面少的“倒金字塔”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乡镇（街道）、村（社区）新增执委172万人，增加了3倍多。
织密乡镇妇联组织网络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宋秀岩坦言，在加强妇联基层组织建设上，这些年精力更多放在了村、社区一级，乡镇一级妇联研究得不够，已成为最大短板。
为此，宋秀岩提出，把区域化的乡镇妇联组织网络织密织牢，实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通过这张网，把辖区内所有妇女都联合进来、凝聚起来。
早在2015年底，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便开始了这项改革试点，形成了以乡镇妇联组织区域化为基础，以“妇女之家”为平台，以专职妇联干部为骨干，以兼职挂职干部、社会工作者、巾帼志愿者等为依托，覆盖体制内外以及不同利益群体的组织架构。
土右旗的试点经验得到复制、推广。上海市妇联将市妇联机关精简下来的行政编制充实到街镇妇联。目前全市225个街镇妇联中，专职妇联主席有214人，其中正科实职184人，占到86%。
扫除盲点，覆盖体制外
随着妇女职业分布越来越广泛、集聚方式越来越多样，传统“自上而下”的妇联组织形式难以覆盖到体制外。为破解这一难题，妇联改革聚焦突破传统层级组织框架，把触角延伸到各类园区、专业市场等妇女群众集中的每一个角落。
山东济南历下区妇联主席李健走访发现．辖区内的历山名郡小区内，妈妈们自发成立了“辣妈帮”。于是，街道妇联主动邀请“辣妈帮”成员融入街道，给更多女性普及育儿教子知识。经过几次友好互动，“辣妈帮”逐渐被纳入街道妇联大家庭中。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有外来务工妇女约6万人，其中仅湖南蓝山籍的女性流动人口就有上万人。2016年8月26日，在各级妇联的指导下，狮岭镇蓝山流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第一届执委会。
首届流动妇联主席张冬梅是一名从事医疗行业的个体从业人员。她说，流动妇联的成立为狮岭镇万名蓝山籍妇女维护权益、学习交流、施展才干、服务社会搭建了工作平台。
如今，遍布城乡、形式多样的妇联基层组织，让越来越多妇女感受到妇联组织的存在和身边家的温暖。许立华说，改革进一步打通了毛细血管，妇联组织不再可有可无，实现了妇联组织形态重构和形象重塑。
长沙，啥“长”
有着山水洲城独特风貌的长沙，湘江穿城而过，中卧橘子洲，西枕岳麓山，东西两侧坐落着正在延伸的现代化城区，这个几千年来主城区未变的历史文化名城，成为近年来省会城市竞争的“黑马”。长沙有何“长”，使得它十年问经济总量增速领跑全国城市？长沙又要拉“长”什么，使其能够支撑更大的梦想？
“长”足跨越
2009年下半年，一个中部省会城市的发展动向，牵动着地处东部的山东济南的神经。因为前者的经济总量，这一年可能会超过自己。这个省会城市就是长沙，此前其经济总量陆续超越福州、长春。
这一年，长沙的经济总量虽然没有超越济南，但差距只有微弱的数十亿元。这一年，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提到，“中国城市间竞争的总体状况可用‘异常激烈’来形容”。报告描述，前10名城市间竞争激烈，“尤其是长沙的进步有目共睹，大步迈人10强之列。”翌年的这项报告上，长沙成为中部地区唯一进入城市竞争力前10名的城市，报告不吝褒扬，国内当年“最耀眼的城市是长沙”。
2016年，一家财经研究机构整理发现，从2005年到2015年，10年间长沙GDP增长了460%，在33个重点城市中，长沙增幅位居榜首，总量排名从第24位提升至第14位。“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长沙领跑的消息，一时在媒体上形成刷屏之势。
如今，省会城市经济总量“论剑”，排在长沙前面的是广州、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长沙进入“六强”。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三股洪流推动下，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高潮。回望这段历史，长沙事实上成为激活城市竞争的一条“鲇鱼”、引领城市增长的一个“弄潮儿”。
长沙之“长”
长沙不是副省级城市，缺乏一定的行政资源；长沙地处内陆，不具备沿海城市的开放优势-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长沙也不是湖南最好的经济码头。长沙之长，在于扬其所“长”。
长沙“长”在工业产业从弱到强，长沙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布局大型国企。2007年，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突出指向工业：“长沙经济总量偏小、结构不优，特别是工业经济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尚未形成比较优势。”经过十多年对工业的强力扶持和精心培育，长沙的规模工业总产值已迈上万亿元台阶，形成新材料、工程机械、食品、电子信息四大干亿元产业，北斗导航、3D打印等产业增速均超过50%。长沙号称“南方工程机械之都”，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为代表的工程机械产业成长速度惊人。
长沙“长”在科教优势雄厚。长沙现有55所高等院校，96家科研机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实验室68个。以在校大学生占城区人口之比来测算，长沙这项指标在全国省会城市当中高居前列。湖南一批顶尖级的企业家，或是从长沙的科研院所下海．或毕业于坐落长沙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近年来，长沙全市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每年增长200/0以上，万人有效发明专利量居全国省会城市第5位，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长沙“长”在交通区位改善。近代史上，长沙经济发展较快，直接得益于粤汉铁路贯穿长沙。但直至高铁出现之前，湖南的铁路枢纽并非长沙，而是“十字”交叉的株洲市。如今，中国交通进入“高铁时代”，京广、沪昆这两条分别连接中国南北、东西发展的黄金高铁，在长沙形成“十字交汇”。借靠高铁，长沙与珠三角、长三角及全国其他地区深度融合。目前，长沙正依托迈入“双跑道时代”、跻身全球机场百强的黄花国际机场，大力发展临空经济。
长沙“长”在县域经济实力强劲。2016年底，由专业机构评选的“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出炉，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的排位均晋级升位，分列第7位、第19位、第35位。长沙始终秉持“县兴则市兴，县活则市活，县强则市强”的理念，扶持带动了分布在东西两翼的县域发展，形成了长沙城区以服务业为主、县域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分工，实现了中心城市和以县城所在的次中心城市良性互动的城市群发展格局。
长沙“长”在国家级平台众多。自2008年携手株洲、湘潭创建全国第一批“两型”试验区以来，长沙争取获批了多个国家级发展平台。包括全国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湘江新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临空经济示范区等。在长沙这块土地上，已经有四个国家级经开区，还有一个国家级高新区．有力承载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长沙“长”在是宜居宜业之地。长沙房价长期较低，比与己相邻、经济总量差距较大的南昌、贵阳都低，房价涨幅长期在省会城市中排名靠后。2016年，长沙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4.33万元和2.54万元，均稳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长沙也有“休闲娱乐之都”的美誉。丰富的人力资源，相对低廉的房价，轻松的生活，配上快速的交通，吸引了不少企业从沿海转移而来，众多互联网企业创业于此。
长沙“长”在政府效率不断提升。能否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形成经济发展的优势，离不开较高的政府效率。长沙正在实施“人才新政22条”“一次性审批12条”“长沙工业30条”等，以提高政府效率。到今年为止，长沙市望城区已经连续评选四届项目建设“狮子型”干部。“碰到一个好的项目，宁乡的干部就像狼一样紧迫不舍。”这是很多商人对宁乡招商引资的感受。浏阳被称为“县域改革模范县”，推出“一线工作法”“马上就办”等服务方式。
长沙“长”在抱负远大。近代以来，长沙为风云际会、人才辈出之城。光荣历史激励着“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长沙对后发赶超的渴求从未松懈。2016年，长沙加入角逐“国家中心城市”的队伍，并为之实施国家智能制造中心、国家交通物流中心、国家创新创意中心三年行动计划。
取“长”补“短”
多年来，大建设的热潮带动了长沙的大发展，也一定程度固化了长沙的经济结构。据长沙市近3年政府工作报告，3年来，长沙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于国内不少省会城市，增幅均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长沙的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发展模式亟须从投资模式转变为创新模式。
对比之下，领跑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圳可作为长沙借鉴的一面镜子。深圳市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40782亿元，增速达23.6%，创22年来新高。然而与当年生产总值19492.6亿元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不到21%。
1998年，印尼海域打捞出的“黑石号”沉船上，近6万件瓷器来自长沙铜官窑。沉睡海底千年的文物被打捞出水，标志着地处内陆的长沙，曾经是陶瓷行业的“世界工厂”，也证明了作为“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地之一，长沙经济的外向度在历史上不容小觑。
然而，身处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长沙，经济发展开放程度不高，没有能够更多共享全球发展的蛋糕。“外贸依存度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这是15年前长沙市政府部门剖析自身“软肋”时的一段话。尴尬的是，“软肋”至今仍“软”。
2016年，长沙市进出口总额刚过726亿元，外贸依存度为7.8%，与全国近年45%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甚远。“不临海，不沿边，走向世界靠蓝天。”今年6月，经过奋力建设的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长沙临空经济和湖南实施开放崛起战略迈出大步。
“发展短板有待补齐，特别是开放型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亟待加快发展。”这是长沙市政府在工作报告中自我剖析的“短腿”。2016年，武汉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6294.94亿元，对GDP增长贡献率为64.9%。长沙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4439.52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59.2%。相比之下可以清晰发现，长沙的差距，并非农业、工业，而是第三产业，是现代服务业。
城市竞逐争先恐后。谁发展快，发展科学，谁聚集资源的能力就强。“产业结构有待优化，新的动能尚未形成有力支撑；城市治理水平和城乡建设品质有待提高；社会治理创新与服务能力提升还需加强，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还有较大差距；政府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等。”这段直面不足的表述，出现在2017年年初的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中。
德国慕尼黑、法国巴黎、美国亚特兰大……这些现代化的国际城市，都是长沙谋划未来时“对标”的城市。
奋力补“短”，长沙更“长”。
昆明：前路已明
观察今日昆明，有三大“看点”。
一是今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6%，增速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居第二；二是“高原明珠”滇池水质持续向好，总体水质摘掉了劣V类的“帽子”；三是中国昆明大健康产业示范区近期获国务院批准，国家植物博物馆正式落户，昆明向着“中国健康之城”扬帆起航。
“这是昆明以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为引领的结果。在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征程中，昆明已经走出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羁绊和束缚，在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中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说。
格局指引方向，格局激发动力。“走出此前四任市委书记连续落马的阴影，新格局正引领昆明进入一个张力凸显、实力聚集、魅力四射的新阶段。按着这个势头走下去，昆明未来可期！”采访中，昆明干部群众满怀信心。
拓展格局，从西南边陲到开放前沿
昆明，四季如春，鲜花常开，素有“春城”“花都”的美誉。作为西南边疆省份云南的省会，昆明在我国版图中偏居一隅，加之三面环山，多少限制了其与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联系。长期以来．昆明给人的印象是很有特色的旅游城市，昆明人悠闲自得，但也有一些自我设限、固步自封。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昆明区位优势凸显，整座城市也开始振奋起来：长水国际机场致力于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门户枢纽机场、航空运输基地；新建的高铁昆明南站定位于“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设施和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推动昆明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物流中心。
这是昆明旗帜鲜明地提出“拓格局”带来的变化。从传统眼光看，昆明是边陲、是末梢。但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昆明正处于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开放的前沿，区位优势无与伦比。
程连元阐释了“拓格局”的考量：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立足滇中、全省，放眼全国和南亚东南亚，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推动滇中城市圈一体化发展，形成融人国内、联通周边、接轨国际的发展大格局。
昆明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把昆明建设成为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陈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昆明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了《昆明市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实施纲要(2017-2030)》，确定了“任务书”和“路线图”。
纲举目张，开放的昆明顿然“灵动”起来，朝着“一个枢纽川‘四个中心”和“三个品牌”挺进。
“一个枢纽”，即把昆明建设成为国内衔接顺畅、国际互联互通、节点功能完善的区域性国际综合枢纽。“四个中心”，即加快建设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经济贸易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人文交流中心；“三个品牌”，即全面提升“世界春城花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健康之城”三大城市品牌，建设区域性国际和谐宜居城市。
随着打造区域性公共事务平台、商务活动平台、协调联动平台的推进，昆明在我国与周边国家交往合作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和孟加拉国等7个国家先后在昆明设立总领事馆：汇丰、恒生、东亚、泰京、渣打等多家外资银行在昆明设立分行。
今年6月在昆明举行的2017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受到了广泛关注。来自五大洲86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余名中外重要嘉宾出席了展会，4000余家企业参展，入场观众约50万人次。
产业集聚，为昆明描画坚实未来
“除了烟草公司和其他国企，能提供不错收入的基本就是房地产了。”谈起曾经的昆明．一个当地人直言不讳地说。确实，昆明较长时间面临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质量不高，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不强；创新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北汽”“东风”等大块头进入，昆明汽车产业园建设加速推进。到2020年，汽车产业园整车产能将达到4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0万辆，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产值预计将超千亿元。
距离昆明市级行政中心不远的呈贡信息产业园区热火朝天、生机勃勃。“凭借这里的区位、气候、政策以及园区环境等诸多有利条件，国内顶尖的云计算、大数据、软件开发及信息服务公司人驻园区，一年多时间完成投资20多亿元。”园区管委会主任赵小平介绍。
汽车产业园和信息产业园的“异军突起”，是昆明产业崛起的一个侧影。
一座城市的基础在于产业，未来在于产业。昆明市决策层思想明确，产业发展“路线图”清晰：基于大生态，依托大数据，重点发展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构建高端引领、协调融合、绿色低碳、优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把昆阴打造成为在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现代产业基地。
由此，昆明推进结构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三大战役”全面展开：引导传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为载体，突出发展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生态、区位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创等比较优势产业。
目前。培育新产业、聚集新动能的滇中新区呈现加速发展之势。临空产业园、航空物流园、汽车工业园、新材料产业园、国际科技创新园、中关村，电子城产业园等工业园区同步推进。中铁电建大型盾构机、聚光科技环保监测设备等一批重大项目落户昆明。
在爬坡转型、动能转换中，昆明保持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势头。2016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00亿元，同比增长8.5%。今年上半年，昆明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6%，增速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居第二。
提高“颜值”，环境就是竞争力
被誉为“高原明珠”的滇池，是云贵高原最大湖泊，面积300余平方公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工业粗放发展、水冲厕所快速普及和治污设施空白等影响，滇池水质恶化，成为我国污染最重湖泊之一。在环保界，滇池是公认的我国湖泊治理难点。
昆明市民向半月谈记者介绍，十年前的滇池，湖面蓝藻堆积像绿油漆一样，老鼠在上面窜来窜去，石头丢到湖里都沉不下去。
近年来，昆明不断加大滇池治理力度，滇池水质持续向好,2016年由劣V类提升为V类，成为昆明“颜值”提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中，草海3个月达到IV类，外海1个月达到IV类。全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降为61.9，“水质为32年来最好”。
滇池是一个缩影。“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以“春城”“花都”等美誉闻名的昆明，正全面提升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和国际化水平的硬件基础、品质形象和功能内涵，不断增强昆明市的环境吸引力和竞争力。
一是抓好城市规划设计。完成《昆明2025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编制，确定城市发展的布局、结构和规模。按照“经济、适用、绿色、美观”的思路，对城市形态、城市轮廓、建筑景观与色彩、标识系统进行精心设计，打造具有昆明特色的建筑、街道、景区、公园，切实提高“颜值”。
二是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完善快速通畅、脉络清晰、功能完备、高效衔接的城乡路网，着力构建内连外通的道路交通体系。统筹推进成品油、天然气管网、输配电网络建设，打造区域能源网络。2016年，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约4200万人次，居全国第五位。
三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加强城市管理和服务体系智能建设，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融合，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务水平，让城市更有文化品位、更有人情味。
同时，围绕“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扎实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全面实施大气、土壤、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快把昆明建设成为生态优良、环境优美、品质优越的世界春城花都。如今，昆明一些公园里又恢复出现了成群结队的鹭鸟，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
行走在这座有着1250余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文明新风徐徐吹来；老旧城区呈现新面貌，政务窗口流行新风尚，志愿服务形成新景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意义不在于‘得牌’，而是让老百姓受益；不是让城市‘受奖’，而是让老百姓得实惠。”程连元说。
痛定思痛，昆明再经不起折腾了
“滇中新区将以产聚人、以产促城、产城融合，打造国际化高新产业新城，建设成为支撑昆明、带动今省跨識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昆明市委副书记、滇中新区管委会主任何刚如数家珍。
“呈贡区将强化现代产业聚集功能，有序承接主城四区人口和功能转移，建设全省信息产业发展高地、信息产业核心区，打造现代化科教新城。”昆明市行政中心所在的呈贡区区长张先宝娓娓道来。
昆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杨正晓认为，与前些年“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思路一天一个”不同，昆明现在进入一个行稳致远的新阶段。
此前，昆明连续四任市委书记落马。昆明市痛定思痛：再经不起折腾了！几年来，昆明认真汲取教训，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作为和作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清明干净的从政环境。
严肃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严格落实民主生活会、“三会一课”、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等制度。在今年7月召开的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昆明市委关于彻底肃清白恩培、仇和等余毒影响构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意见》，正本清源，坚决肃清不良影响。
整治纪律涣散，严明纪律规矩。建立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专项监督检查机制，对不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造成恶劣影响的，一律先停职再调查处理。加大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及抽查核实力度，及时处理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干部363名。
把好用人导向，匡正用人风气。突出忠诚干净担当，不让老实人吃亏，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2016年从基层一线新提拔处级干部88名，占新提拔处级干部的46.6%。坚决查纠用人风气不正、用人导向有误、违反程序规定等问题，倒查“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县处级干部37人。
祛除作风顽疾，涵养新风正气。制定出台数十件正风肃纪规章制度，深入开展“不作为、乱作为”专项治理，2016年自查整改“不作为、乱作为”问题383个，约谈166人，追究责任400人；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案件63件，处理155人。
“既不是盲动的‘五加二’‘白加黑’，也不是散漫的‘决乐工作法’，而是以严格管理、科学管理、以人为本、突出实效的理念提升政务服务效率！”昆明市干部这样评价他们的工作状态。
“少了咋咋呼呼，多了埋头苦干；少了虚头巴脑，多了真抓实干；少了个人色彩，多了集体决策；少了心惊胆战，多了脚踏实地；少了莫名其妙，多了系统科学。昆明正走在一条依规发展、安全发展、协同发展的健康轨道上！”昆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鲁斌说。
农村公路，“急建”还需“慢养”
农村公路在连接城乡、带动脱贫方面作用重大。截至2016年底，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396万公里。
借助公路的衔接，不少贫困山区变了模样，脱贫致富看到了希望。但与此同时，农村公路的大规模修建，意味着道路的养护压力日益增大。如果说修建公路是“面子”，能够给农村带来完备的基础设施，那么养护公路无疑是“里子”，做好养护才能保证老百姓持续受益。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来说，“面子”和“里子”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
目前，有的地市大规模、投巨资修建公路，常常“一建了之”，修路时资金充裕，养路时资金捉襟见肘。久而久之，部分农村公路“通而不畅”，成为农村发展一大瓶颈。
这一现象凸显出部分干部看重一时政绩，忽略后续管理的不当心态：修路修得越多，领导“政绩”越突出，至于后续管理，考虑不了那么多。
而我国农村公路在后续养护上的资金缺口较大，也确实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多地基层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反映，随着农村公路里程数的不断增长，加之此前部分建设标准偏低的农村公路破损严重，目前不论是每年安排的养护工程规模还是资金规模，都已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养护抓不好，建设成果将付诸东流。半月谈记者发现，目前多个省份在进行养护方面的有益探索，建立市场化的养护模式，并利用高科技、信息化手段提高养护效率。这些尝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能否彻底解决农村公路养护难题仍有待检验。
改变当下这一“重建轻养”的现状，还需地方政府、交通路政部门更好地明确责任和义务。把群众利益放在工作首位。正所谓“四好农村路”，在建好的同时，同样重要的还有管好、护好、运营好。
另外，对于基层养护人员，要给予充分保障，让更多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人员愿意扎根一线。而这些，归根结底还要立足于对农村公路认识的转变。对于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来说，只有打通认识上的“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让“四好农村路”不再“瘸腿走路”。
京津冀打响秋冬蓝天保卫战
刚进入9月，京津冀地区就遭遇了一次持续5天左右的重度污染过程。根据环保部预判，今年秋冬季重污染天气过程会相对提前。面对严峻形势，从中央到地方都拿出了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下猛药、出硬招。从环保到工业、住建、交通等多个部门，都出台了坚决严厉措施，合力打响蓝天保卫战。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8月下旬，环保部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及6个配套方案，对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对提出要求。这是第一次针对京津冀地区秋冬季污染制定治理方案。同时，这次预案出台较早，为地方出台相应配套方案打出了“提前量”，有利于地方提前谋划，从容布置相关工作。
这些年，治霾取得了一定成绩，围绕去产能、推进清洁取暖、整治“散乱污”和工业大院等，各地出台了一系列治霾“组合拳”：紧盯重点区域即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紧盯重点时段即秋冬季、采暖期；紧盯重点领域“两散”，即散煤和“散乱污”企业治理，同时兼顾机动车、扬尘、矿山开发治理等。
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双降15%”，即在全面完成“大气十条”考核指标的基础上，今年10月至明年3月期间，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5%以上，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15%以上。这一任务十分具体，细化到市、县、乡镇，体现了“精准定位”的要求。
秋冬季节已经来临，京津冀各地治霾神经越绷越紧。北京市9月7日召开大气污染防治秋冬季攻坚行动部署会，对北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特别是秋冬季攻坚行动再动员、再部署。会上，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说，好天气要一天一天地去争取，PM2.5治理要一个微克一个微克地去抠。
河北省则全力推进散煤污染控制，在环首都地区着力推进“气代煤”和“电代煤”，打造“禁煤区”，在工业领域推进电能替代和燃煤减排提效，减少燃煤污染。去年，与京津接壤的河北廊坊、保定18个县市区被划为“禁煤区”，今年10月底前，河北“禁煤区”将实现散煤“清零”。
环保部也积极行动起来。目前，环保都已为京津冀地区重点城市每个市安排一个专家团队对口开展工作，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及时监测污染变化情况。9月15日，环保部正式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巡查。
此外．加强京津冀治污的统筹协调也在积极推进。据悉，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将开展设置跨地区环保机构试点，推动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许可、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统一应急。
中央督察全覆盖，环保执法硬起来
从2015年底至今年9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央环保督察已覆盖全国31个省份。全面督察、铁腕问责使得以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环境保护工作上升到了其应有的位置，环境保护的压力从中央层层传导到各级地方政府，决心广泛传递到普通群众。
专啃硬骨头，剑指四大突出问题
中央环保督察专啃硬骨头，以铁的手腕打掉环境污染的“保护伞”，整治环境污染的“重灾区”。
--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在不少地区都十分突出，如督察发现安徽巢湖流域水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当地频频破坏滨湖湿地、违规侵占湖面进行旅游开发，且人湖污染量大，人湖的十五里河、南淝河和派河水质长期劣V类。
--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建设问题。2013年修订的《甘肃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审批管理办法》，允许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开采矿产，违背矿产资源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上位法的规定，导致部分自然保护区内违法采矿问题突出。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即使在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区，也存在很多欠账。如上海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缺口较大，导致垃圾非法倾倒事件频发，甚至出现部分垃圾跨省倾倒现象。
--环境治理做“表面功夫”。广东汕头市潮阳区垃圾处理设拖三年三次变更选址，至督察组进驻时仍未开工。天津市北辰区刘家码头村集聚近千家废品回收小作坊，积存大量垃圾渣土和污水，长期解决不力，直至2017年4月环保部督察并经媒体曝光后才得以整治。
震醒“装睡者”，超1.5万人被问责
从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在河北试点开始，环保问责风暴在各地掀起并覆盖全国31个省份。随着中央环保督察毫不留情地向地方生态环境问题“亮剑”，公众切实体验到中央环保督察的威力，很多百姓主动提供身边破坏环境的线索。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时，不少党政负责人表示，和以往的“督企”不同，中央环保督察以“督政”为主，督察方案明确督察对象主要是各省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督察结束以后，重大问题要向中央报告，督察结果要向中央组织部移交移送。
根据环保部公布的督察反馈情况，全国环保督察问责人员已经超过1.5万人。一些面对环保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装睡者”被巨大的变化“震醒”。
“以往动嘴皮的事情，现在必须动真格。”中部地区一乡镇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污染企业关不掉，我的帽子可能就会掉。”
建长效机制，避免“一阵风”
梳理可见，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反馈意见多有严厉措辞，表态几乎“不留情面”。
如天津市就被严厉批评，在环境保护上“与中央要求、直辖市定位和人民群众期盼尚有明显差距”；辽宁省“谈及辽河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恶化，就强调干旱少雨等自然因素，从主观上找原因、从工作上找差距不够”；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一些地方向湖泊要钱、要地、要房的趋势仍未得到遏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各地党委政府久久为功。
不仅要在督察整改上不遗余力，更要把功夫下在平时，在污染防控、环保设施投入、淘汰落后产能、环境修复等各个环节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推进落实。只有这样，环境才能持续改善。
避免“一阵风”，需要完善有关政策，建立健全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环保督察可以借鉴巡视的经验做法，把全覆盖和“回头看”结合起来，防止地方为应付检查搞“一阵风”，还可以加大对重点问题专项督察力度，让环保利剑时刻高悬，巩固环保治理成果。各地应以整改为契机，坚决落实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交一份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环保成绩单。
建设网络强国，西方国家怎么干
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竞争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追逐网络霸权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1年2月，美国国防部出台《国防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五大策略以全面推升美军网络战能力；同年5月，美国白宫公布首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2015年，美国又发布了新版的网络战略。
目前，美国综合运用外交、军事、经济、情报等手段在互联网空间维护其国家利益，企图通过控制互联网来实现其控制世界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美国乐于通过社交媒体等网络传播渠道实现本国的对外战略，并重视在国际上主导网络行为规范和网络国际法的讨论及制订。
无独有偶，其他西方国家也在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竞争。德国于2015年颁布实施了全面保障其国内网络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行的《网络安全法》，并于2016年底出台了第二部《网络安全战略》，规划组建强大的“网络部队”从事全球信息战。英国于2016年11月启动了新一轮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2016-2021》，规划投资19亿英镑，加强国家互联网安全建设，防范网络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球共有13台根服务器，而主机只有1台，放置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12台辅根服务器中有9台在美国，2台在欧洲，1台在日本，美国等国实际上具备了“封杀”他国网络的条件和能力。
强化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布局
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网络新技术的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战略布局也纷至沓来。
美国政府异常强调对美国信息科技公司的管辖权。“9.11”之后出台的《爱国者法案》，要求所有在美国具有实体公司的云端服务供应商，把经过美国网络的数据交给美国政府，即使海外数据也要被严格管控。例如，美国执法机构曾以美国国内法为依据要求微软公司提供该公司存储在位于爱尔兰的服务器上的数据。
2013年2月，法国政府发布《数字化路线图》，明确大数据是未来要支持的战略性高新技术。此后，法国开展了一系列投资计划，在多领域不断开发数字化解决方案，并将其用于实践。
2017年3月，英国政府推出《英国数字化战略》，通过构建数据安全性一流的互联网络和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物联网络等途径，帮助英国在启动并推进数字化业务、试用新型技术或者实施先进技术研究方面占据优势地位。
此外，早在2013年，在北约主导下，全球第一部从现行国际法出发讨论网络战争及网络主权问题的指导手册--《塔林手册》（全称《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正式出版。
该手册具有非常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北约争夺“网络战争规则”制订权、进行全球网络空间战略布局的重要工具。如今，新版的《塔林手册》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进行修订，将更注重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大数据应用等领域出现的国际问题争端判定规则。
三个方面亟待加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我国已然成为一个网络大国，但网络大国并不等同于网络强国，建设网络强国至少有三个方面亟待加强。
普及网络安全教育。我国拥有发展最为快速的网络业态，但整体网络安全素养不足．尤其是网络从业者及青少年群体的网络安全意识相较于西方国家差距明显，这成为我国网络安全的巨大隐患。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专家呼吁，应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推动形成全社会重视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
加大在网络安全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当前，国际层面的网络安全合作与规约制定基本由西方发达国家掌控，我国往往处于被动一方，近年来也只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相关合作框架，这与我国实际拥有的互联网规模和基础资源是极不匹配的。所以，在国际合作和国际规约制定方面，亟待更多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的出现。
重视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如今，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逐渐在全球普及，其产生的大数据实际上蕴含着巨大价值，关乎国家利益。面对西方的网络优势，我国应当加强技术创新，提高数据掌控和分析能力，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构建大数据战略体系，切实维护国家数据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