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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半月谈（第17期）（精选）
半月评论：拓展朋友圈，金色更璀璨
（本期半月评论对申论备考价值不大，此处只提供标题，正文未予选入）
送房送户口！二线城市竞争步入“下半场”
落户降门槛、买房有补贴、创业给政策……今年以来，武汉、长沙、成都、西安等十多个城市，先后出台了力度罕见的人才吸引政策，有的甚至成立专门的招才引智机构。激烈的“抢人大战”、诱人的“留人政策”凸显出当前我国二线城市竞争逐渐从早期的侧重拼产业、拼招商，跃升到了更重拼人才、拼引智的新拐点。
二线城市打响人才争夺战
半月谈记者梳理各地新出台的人才政策发现，与过去相比，今年二三线城市的“留人政策”不再仅仅局限于人才金字塔的顶端，而是把目光瞄准每年700多万大学毕业生。政策着力点也放在了毕业生关心的户口、住房等多种实际需求上。
以房留人。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高企的背景下，不少二线城市为了吸引人才，推出了以房留人的政策。
作为全国高校集中地之一，今年初，武汉推出“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计划5年内留住100万名大学生。今年武汉将提供首批大学生人才公寓3600余套，今后每年将建设和筹集50万平方米以上的人才公寓，5年内满足20万人的租住需求。同时，武汉还提出争取让大学生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买到房子。
长沙则推出了毕业生购房补贴政策，对新落户并在长沙工作的博士、硕士、本科生等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2年内分别发放每年1.5万元、1万元、0.6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博士、硕士毕业生在长沙工作并首次购房的，分别给予6万元、3万元购房补贴。
落户留人。除了住房之外，还有一些二线城市在落户方面向青年人才伸出了“橄榄枝”。
长沙市未来5年计划吸引储备100万名青年人才创业就业，实行高校毕业生“零门槛”落户，推行“先落户后就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高校毕业生凭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即可办理落户手续。《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明确，鼓励青年人才落户，在本市同一用人单位工作2年及以上的技能人才，可凭单位推荐、部门认定办理落户手续。
编制留人。在一些户口等吸引力相对较小的地区和城市，为了引进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紧缺人才，拴住人才的心，开出了“直接入编”的政策。
今年初江西出台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高层次人才或引进的特殊、急需、紧缺人才，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并经认定后，直接办理进人核编和上编手续。
奖励留人。也有些城市通过直接“给票子”的方式吸引人才。长沙市今年发布的《长沙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的若干措施》提出，长沙将定期发布紧缺急需人才需求目录，对入选市级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的，根据人才类别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5万元奖励补贴。
创新创业爆发期，竞争步入下半场
人才是城市的未来和活力之源。二线城市人才争夺战的背后一方面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收紧落户、房价高企以及产业转移对青年人才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二线城市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对人才的需求呈现新特点。
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表示，过去，二线城市的竞争主要比拼的是人力和土地成本；如今，传统产业结构急需转型升级，新经济、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对创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为抢占新经济发展先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中部省份密集出台了支持新经济发展的政策。新制造经济、新服务经济、绿色经济、智慧经济和分享经济等新经济蓄势待发。
例如，江西提出重点做大做强新产业，将其打造为新经济发展“引爆点”。其新产业发展目标是，新材料、大健康、电子商务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交易额)均突破1万亿元，新型电子、生物医药、航空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突破2500亿元、2000亿元、1000亿元。
“谁能抢占人才，谁就能赢得下一个十年的发展先机。”麻智辉表示，当前不少二线城市的创新创业企业逐渐进入爆发阶段，正是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抢占人才就是抢占未来。
吸引人才不能止于盖房子、给票子
半月谈记者注意到，一些长期困扰人才流动的深层次矛盾和隐形门槛，仍有待解决。否则，“抢人政策”容易沦为看得见、摸不着的空中楼阁。
一些就业者表示，除了北京等极少数城市外，绝大多数地方真正吸引人的是工作机遇和发展空间，而并非户口或补贴等。
北京大学的博士毕业生李某，本来有意前往西部某省会城市高校担任教师，最终却被卡在了“35岁”这一年龄门槛上。“一个提出要引才育才100万的城市，难道容不下一个40岁的博士？”李某无奈地向政策低头。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求职人员因“专业名称不符”而被二三线城市单位拒之门外。这说明，吸引人才不只是给政策、拿票子、盖房子这么简单，更为关键的是要从细处着手、从制度着手，优化就业创业环境。
那么，什么样的环境才能真正留住人？有专家表示，抛“橄榄枝”只是表达了政府对人才的需求，但把人才市场做大，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地发展的潜力和人才成长机制的塑造。
单纯比拼地方政府财力，试图靠短期“砸钱”吸引人才流入来改变城市发展面貌，收效不一定很显著。前些年出现的从“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说明二三线城市要真正留住人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比如，是否具有良好的产业配套和清晰的产业定位，让人才各尽其用？是否能够真正消除各种隐形歧视，完善公共服务，形成公平竞争的用人机制？
一座城市怎样对待人才和人才怎样回馈城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以城留人的核心是以“诚”留人，真正用心营造一座城市不唯地域、不限年龄、不拘一格求人才的氛围。
招乡贤回归，促乡村善治--万名新乡贤的“台州模式”
乡贤文化积淀了我国千百年来乡村治理的智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贤正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当下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
随着大量农村优质劳动力外出，精英人才远离农村，留守群体日渐老龄化，双重“失血”令农村人才出现断层、“空心化”，一些乡村日渐凋敝，乡愁和文脉难以延续。
这是横亘在城镇化进程和美丽乡村建设之间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找到能够发展、建设、治理乡村的能人。乡村能人去哪儿找？“台州模式”给出这样的答案：生于故土、情系乡里的乡贤。
招贤回报桑梓，破解乡村人才“空心化”
乡贤无疑是乡村中最具开阔视野、丰富见识和各类资源的人士。
从浙江省台州市的实践探索看，新乡贤既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又具有新知识、新眼界，掌握现代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台州临海市东塍镇东溪单村有人口2100人，其中60岁以上约500人。
这些年，村里走出去了150位从政、经商的能人、贤人。村支书单国取说，这些走出去的能人、贤人是东溪单村最大的人才资源。
受我国数千年传统文化影响，无论是为官致仕还是经商从贾，农村外出人才都有“叶落归根”的愿望。
台州市委书记王昌荣认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第一大短板是人才资源的匮乏，而招引乡贤回归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2014年，在上海从事对冲基金行业的张聪带着总投资超过3亿元的浙商回归项目，返回家乡台州市黄岩区北洋镇创业。
两年后，他创办的蓝美庄园--旅游+体验农业开发项目，已经成为乡里乡亲在家门口“体面就业”的主要途径。
33岁的王婉雅是蓝美庄园的一名前台工作人员。在进入蓝美前，高中文化的她曾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中途还一度辍业回家，靠打麻将度日。
“现在这份工作方便带孩子，我很满意。”王婉雅说，她每个月可以拿到3000元工资，生活品质大为提高。
黄岩区政府办主任戴庭曦介绍，在台州各地，招引乡贤回归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不胜枚举。
参与教化治理，引领乡风文明
在台州，新乡贤还成为参与基层文明教化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维持了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成为一方百姓眼中的长者甚至权威。
黄岩区联群村是个落后的村庄，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了，村里留下的大多是老人。
老人们聚在一起，无事可做，于是打麻将成为主流，联群村也成了当地有名的“赌博村”。
当地乡贤、畜牧兽医潘深河看到这种情况甚为忧虑。
2001年，潘深河自己掏钱办讲堂，向村民传播文化知识、文明乡风。去年，潘深河老人去世，82岁的“助教”、村里退休的老校长林如雄接过了“教鞭”。
村里老人听课的热情让老林感动不已：一位中风的老人，坚持让子女推着小车来听课；一位驼背的阿公，腰弯成90度了，走几步歇一会儿，蹒跚着来到课堂……
临海东溪单村的新乡贤致力于传承和重构孝文化，该村爱老敬老蔚然成风。用东溪单村乡贤会会长单益波的话说，“东溪单邻里代际和谐，吵个架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半月谈记者走进“十佳孝星”沈梅花家时，她正服侍89岁的婆婆用午餐，桌旁摆放着刚做了一半的手工彩灯。
沈梅花的丈夫11年前去世后，她凭借一己之力硬是盖起了两间大瓦房，“11年来婆媳俩天天睡在一张床上”。
单益波说，东溪单村乡贤组织成立了孝心基金理事会，累计发放基金200余万元。
2017年，该村还成立了台州第一家民政局注册的乡贤会，吸纳了74位来自政、军、商、文各界的乡贤。
乡贤会的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由民主选举产生，村里还探索试行了“村两委会＋乡贤会”的基层治理模式。
延续乡情脐带，万名乡贤帮千村
在台州，起始于一年前的一场万名乡贤帮千村活动，目前已经落实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发展等各类项目4200多个。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台州当地新乡贤主要从道德育村、文化治村、项目扶村三个层面助推新农村建设与治理。
一是送乡贤榜、塑乡贤墙、建乡贤馆，乡贤“道德育村”。
台州各地充分利用文化礼堂、书院等乡村公共平台，创设乡贤馆，汇编乡村“微档案”，讲好身边的乡贤故事。
三门县还敲锣打鼓给乡贤送红榜，让乡贤“荣归故里”有仪式感。
二是设乡贤会、赠乡贤冠、聚乡贤智，乡贤“文化治村”。
把开展万名乡贤帮千村活动与驻村“第一书记”有机结合起来，“第一书记”在结对村当“娘舅”、做“媒人”，增强村两委班子战斗力，激发“穷山村”追梦“绿富美”。
台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调研员张新建退居二线后，被派驻到仙居岭脚村，不仅有效化解村班子内部矛盾，还帮助村里制定发展山油茶、杨梅经济规划。
三是筹乡贤金、结乡贤亲、揽乡贤才，乡贤“项目扶村”。
台州各地利用乡村生态、资源优势，积极对接乡贤资金、项目，发展特色产业。
全市1988个经济薄弱村实现乡贤结对全覆盖，帮扶资金达114.2亿元。不少村级集体经济迎来华丽转身，一大批空心薄弱村焕发新生机。
王昌荣说，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正是要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丰富当下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中的资源。
乡贤回归有利于引入外部资源来推动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当然，畅通乡贤返乡之路，还需要完善相应政策措施，给予他们身份和平台,建立准入机制、履职激励机制、荣誉授予机制等。
基层治理路漫漫，“台州模式”还在路上。
招贤反哺，见贤思齐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批乡村精英流向城市，而乡贤的大量回归，有助于破解农村凋敝的核心问题--乡村精英流失。乡贤在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回归与反哺，能直接带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乡贤回归让一批事业有成的在外精英，通过依法选举加入村干部队伍，参与乡村治理，构建了以“发展、民主、法治、和谐”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善治体系，有利于形成“依法治村、以德治村、自我治村”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从村社的角度看，乡贤的回归还可打破原有乡村的利益格局。本地村民热衷于竞选村干部，难免有自身及其家族利益的考量。而回归的乡贤或出于家乡情结，或应乡镇干部的动员和鼓励，一般与村中利益瓜葛无涉。
乡贤既是本乡本土的贤者，更是在外发展的能人。把这些贤者和能人团结在一起为家乡服务，需要乡贤会这样的社团组织作为桥梁和纽带，从而构建“以村两委为主导、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基础、村务监督委员会和乡贤会为两翼”的治理体系。
正确处理乡贤会与村两委的关系，既可发挥乡贤会在乡村法治、德治、自治中的辅助作用，又可巩固村两委依法治村的主体作用。
见贤而思齐，乡贤的示范榜样作用有助于教化乡里，感化村民。通过崇贤尊贤浓厚氛围的营造，“爱国爱乡、乐于奉献”新乡贤文化的弘扬，民间道德被引领并不断向上发展，新乡贤的正能量可望内化为村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自觉。
国旗下，美丽与乡村有“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素有“华夏第一州”之称。今年上半年，巴州每个村周一升完国旗后，村民们就聚集在国旗下，共同商讨制定本村的村规民约。一条一条商订，一篇一篇开展，村规民约从墙上嘴上走进村民心田。国旗下的村规民约“约”出了一个个美丽乡村。
“我制定，我签字，我承诺，我执行”
“各位乡亲，同意的请举手。”话音刚落，在巴州博湖县查干诺尔乡敦达布呼村委会，400余位村民齐刷刷举起了手，一致同意通过村规民约平安和谐篇。
5月底，敦达布呼村成立村规民约制定委员会、执行监督委员会。村民买买提·牙合甫说，以前大家对村里的环境卫生都不大重视，杂物乱丢，垃圾遍地。“环境卫生篇实施后，村里设立了‘红黑榜’，卫生条件明显改善。”
村民马新是村规民约制定委员会的一员。“我们将村民关心的热点难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分类提了出来，再由所有村民共同商讨、举手表决，写进村规民约。”马新说。
村委会办公桌上，一摞摞标着不同篇章村规民约的档案盒装得满满当当，签名页上每位村民的名字历历可见。“从最初征求意见到形成终稿，我们至少3次到每位村民家中走访。”马新说。目前，5个篇章在敦达布呼村已全部推行。
国旗下，村里悄然变化
走在村间小道上，不见尘土翻飞，居住密集片区都摆放了垃圾桶。曾因家里卫生差上过“黑榜”的买买提·吾守尔江说，上了“黑榜”后他不敢怠慢了。新一期的“红榜”，买买提榜上有名。
民族团结篇刚开始推行时，吐尔逊·巴拉提和赵敦富就主动结为“亲戚”。吐尔逊说，敦达布呼村是个多民族村，村规民约活动的开展让大家更加团结。
在敦达布呼村的邻村乌廷郭楞村，最先推行的是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篇。一个月后，原来村里常出现的不赡养老人、离婚后不给孩子抚养费的情况，逐渐销声匿迹。
不仅如此，村规民约也成为扶贫帮困的新引擎。在博湖县塔温觉肯乡各村制定的村规民约扶贫帮困篇中，对扶贫帮困工作作了详细规划。
哈尔恩格村义务监督员郑之萍说，如果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不自力更生，除了在“黑榜”上公示，还暂停发放该户的各类补贴，待整改完毕后再发放。
让群众走在前面，与大地贴得更近
每天走访入户，寻找宣讲素材，哈尔恩格村草根宣讲员热孜亚·图尔贡现在的生活丰富充实。热孜亚将一条条枯燥的村规民约故事化、生活化，“都是发生在村民身边的事，这样讲大家心服口服。”
在热孜亚看来，以前村规民约只挂在了墙上和嘴边，村民并不认可，总认为和自己没关系，但现在不一样，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村规民约中。
一向“爱管闲事”的敦达布呼村民赵敦富，6月份被大家推选为义务道德监督员后，家家户户都常见他的身影。“谁家上了‘黑榜’，我就多去看几次，心平气和地督促他们整改。”赵敦富说，义务道德监督员和草根宣讲员都是本村普通村民，他们的劝说，其他村民更愿意接受。如果让村干部来干这些事，村民心里可能会抗拒。
“村民往前站，干部靠后站。”巴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劲松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表示，要让村规民约真正起作用，就得让村民走在前面，村规民约的制定、宣讲、实施、监督等各个环节，都要由村民主导，真正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群众参与度高了，法治精神就会慢慢融入村民生活，基层治理现代化就能与大地贴得更近。”
月湖区有“三个家园”--社区治理看创新
“党建+”“爱心驿站”“去城市牛皮癣”……江西鹰潭市月湖区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基层治理现代化，着力打造“信念家园、美丽家园和幸福家园”，取得了丰硕成果：百佳城社区荣获“全国文明社区”，胜西、梅园等多个社区荣获省级文明社区。
打造“信念家园”，“党建+”传播正能量
对于党员来说，信念缺失会引发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月湖区通过“党建+”将社区打造成“信念家园”，让正能量主导社区居民的价值取向。
月湖区积极建立以党员为核心的社区民情理事会，形成“五事”(党员问事、党小组提事、党委议事、“两委”办事、党员群众评事)工作法，持续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从事志愿服务活动，每名志愿者建立一套档案资料，志愿者每周参加一次义务卫生清扫，每月参加一次公益活动，每季度认领一个“微心愿”。
同时，月湖区依托社区“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创建党员先锋岗、党员爱心岗、党员责任区、微心愿认领等，发挥党员作用；开通社区微信公众号，开展预约服务、错时服务、代办服务、上门服务，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针对社区党员类型多、管理难度大的特点，该区对社区党员实行分层分类管理。根据“地域相邻、行业相近、目标相同”的原则，各社区将辖区内机关事业单位、“两新”党组织、居民小组等划分不同网格，把社区直管党员、离退休党员、单位在职党员纳入网格，通过网格管理员上门服务、信息采集、建议征询等方式，利用社区微信平台、公众号等现代信息手段，开展民事代办和服务居民“一秒钟行动”，实现“群众动嘴、干部跑腿”。
打造“美丽家园”，小民生赢大民心
月湖区牢固树立“宁少盖一栋楼、少买一辆车、少增一点GDP，也要把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办好”的理念，深入推进“美丽家园”建设。
通过大调研、大走访，月湖区共梳理出群众呼声大且具备实施条件的198个项目，并列入整治清单，营造出全民参与的社区治理局面。区县级领导、区直单位、部门干部每周五下午准时深入挂点村(社区)开展环境整治，机关党员进社区认领服务岗位。
据初步统计，仅站江社区清除垃圾广告近3000条；刷新小巷6条，刷新居民楼栋28栋，楼道72个；清理垃圾死角、废弃物65车次；设置统一化、规范化、景观化便民信息栏23个；对垃圾广告启动24小时追呼系统，使非法小广告无处藏身，去除城市牛皮癣。
月湖区针对不同问题的住宅小区，逐一制订“拆、改、建、管”方案，严格按照“美化、净化、亮化、绿化、优化”标准做“靓”社区，把“小”工程做成精品，打造老城区改造的全新模式和样板。
打造“幸福家园”，激发爱心善行
月湖区通过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企业化运行的模式，以独具月湖特色的社区工作，破解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的关键难题，将社区这个大家庭营造成一个个“幸福家园”。
月湖区打造了“1+3+X”居家养老模式。“1”是政府购买式居家养老服务；“3”是家庭自助式、邻里互助式居家养老服务和打造“15分钟快捷式”为老服务圈；“X”是各社区开展的特色亮点工作。
为充实社区服务队伍，月湖区与辖区“4050”下岗失业人员签订服务协议；利用大专院校、职业学校、养老服务机构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培养和引进社会工作人才及相关专业人才；积极组织驻区单位、社区干部、社区热心人士以及青年志愿者等，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
月湖区还打造了“爱心驿站”弘扬“好人文化”。社区将居民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孝老爱亲、敬业奉献等爱心善行纳入“爱心驿站”计分范围。“爱心驿站”每年度对账户积分进行结算，“储户”可申请通过接受他人志愿服务或领取生活物资等方式，对账户中的积分进行“消费”，达到“助人”与“求助人”的双向互动。
区委、区政府每年还会根据积分进行星级评选，积分高的可享受资金、就学、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帮扶和免费乘坐公交车、市内国家级3A级以上景区免费观光旅游等待遇。
目前，全区5个街道37个纯居民社区全都建立了“爱心驿站”，登记爱心志愿者万余人，爱心义举1600起，评选“爱心明星”64人。
江城复兴：武汉，其行正健，行者无憾
武汉，长期被标记为一座“充满了遗憾的城市”。
这座驾乎津门，直追沪上，被视为“东方芝加哥”的华中名城，具备地理区位、交通枢纽、工业基础、科教资源等诸多优势，在发展道路上却常常“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留下诸多遗憾。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汉以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招才引智、转变作风，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城市从内到外华丽转型，让江城复兴可期、遗憾不再。
从“钢城”到“车都”“光谷”
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重镇一直是武汉的“城市名片”。“一五计划”国家确定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武钢、武重、武锅等7个项目安排在武汉。武钢钢铁产量一度占据全国钢产量10%，“钢城”让武汉分外荣光。
工业偏重、国企独大的武汉，固然可以凭雄厚的工业基础傲视四方，但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时，品尝到“结构单一、发展粗放、活力不足”等弊病的苦楚。
从“一钢独大”到钢油“相互支撑”，武汉产业结构长期以传统产业为主导。国有经济腿长，民营经济腿短，成了新一轮城市竞争中武汉的突出短板。武汉市民营经济占全市经济总量为42.5%，低于湖北、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汉字号”仅占8席。
面对经济转型的风口浪尖，武汉市将产业结构调整和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作为主攻方向。
“一手削减传统重工业产能，一手发展出全新支柱型产业，这成绩真神了!”一位网友如此感慨，武汉十年如一日推进重工业精细化升级，终于打造出中部最重要的新型产业大本营。
位于东湖之滨的长飞光纤，2016年光纤、光缆及光纤预制棒三大主营业务全面问鼎世界第一。在长飞光纤身后，挺立着武汉快速崛起的信息技术制造、装备制造、能源及环保、生物医药四大新兴产业，今年上半年总产值已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6.5%。
自2010年汽车产业首次成为千亿元产业后，武汉保持平均每年新增一个千亿元产业的速度，如今已形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烟草、能源及环保等五大千亿元产业群。昔日“钢城”有了“车都”“光谷”等一系列响当当的新名号。
在壮大民营经济方面，武汉市将招商引资作为赶超发展的“一号工程”。今年前7个月，武汉市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5000多亿元，同比增速超过30%。其中，来自民营企业的资金占六成以上。“三分天下有其二”，民营企业成为武汉重要的投资来源。
在武汉投资超过500亿元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说，他对武汉有三个印象，“城市真大，人才真多，产业真广”。
从“来看海”到“来看云”
水优势明显，水特色鲜明，是武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武汉市内有湖泊166个，水库277座，5公里以上河流165条，水域总面积2117.6平方公里，约占全市国土面积四分之一。
武汉兴于水，也困于水。逢雨必看海、违法填湖、水质污染一直是武汉城市治理难解的纠结。
打造滨水生态绿城，已成为武汉全市的战略共识。怎么干?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66个湖泊的“大湖+”试点，正在不断提升这座城市的滨水品质;将防洪水、排涝水、治污水、保供水“四水共治”和水环境保护作为生命线工程，变水患为水利，武汉改写了忧水-治水的历史逻辑。
武汉市水务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武汉实施治水项目325个，138项灾后水毁修复工程全部完工，江南泵站等16个重点排涝项目通水运行，中心城区抽排能力比去年提高50%。今年汛期，“到武汉来看海”的尴尬场景不复重现。
为治理湖泊，武汉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成立全国第一家湖泊保护专门机构，在全国率先落实河(湖)长制……尤其对违法填湖“零容忍”，问责自市长问起，重大违法填湖足以构成绩效考核一票否决的理由，违法填湖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东湖是全国最大的城中湖。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高级工程师张霄林说：“目前东湖的水质达到40多年来的最好水平，湖水由不适宜鱼类生存的劣V类转变为可供游泳的III类、部分子湖达到可直接饮用的II类标准。”
“绿色是万象之元，生态是万业之基。”武汉市长万勇如是说。为了让“高颜值”的碧水蓝天长驻武汉三镇，武汉人的投入不止于治湖。
地处武汉北三环的金口垃圾场，是城区最大的生活垃圾堆放场，相当于60个足球场大小，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周边有近10个住宅小区，近20万居民苦不堪言。
2015年，借着举办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的契机，武汉自我加压，将金山垃圾填埋场选为会场。经过一番整治，垃圾场华丽转身，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生态景观带，绿化面积达到176公顷，形成令人心醉的江城“绿肺”，更在2015年12月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获得“C40城市气候领袖群第三届城市奖”。
不仅是园博会，岱家山公园、沙湖公园等多个城市公园，前身都是垃圾场。近年来，垃圾场改造的生态公园成了武汉的新风景线，将人们从都市的拥堵、污染、噪音中解放出来，享受快节奏生活难得的宁静与愉悦。
抬头可见的“武汉蓝”更是武汉生态改善的最直接证明。来自武汉市环保局的空气质量报告显示，今年7月份全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28天，空气质量优良率超90%。武汉市民纷纷在朋友圈邀请外地游客来江城看云。
昔年七月，家家愁看海；今又七月，人人喜看云。生态文明，正悄然点染武汉市民的幸福生活。
从“看着办”到“马上办”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东湖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内，工作人员简可仍在紧张办理业务。这里每天不限号，只要有群众取号，多晚都受理，但简可丝毫不以为苦。
“以前办理不动产证，没有个把月根本办不下来，现在当天可取!”简可说，为减少群众跑路、等待时间，中心不仅整合办事窗口，归并国土、房产等部门的审批环节，还集成办事流程，推行容缺受理。“对审批时间的控制具体到每个环节，权籍管理7分钟，不动产交易10分钟，实时监控，容不得半点拖延。”
从今年3月初开始，为解决企业和市民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苦恼，武汉启动“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审批服务“三办”改革。7月31日，武汉在市、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全市首批9653项审批服务“三办”事项清单。
东湖高新区政务服务局局长李世涛介绍，“三办”改革推行以来，事项办理平均时间由原来的20.4天缩短为现在的9.8天。今年底武汉还将力争实现网上全程办理事项达到40%，实现让企业、群众“最多跑一次”，让更多的事项办理“一次都不跑”。
为城市发展全面注入“创新基因”，武汉打出一套“组合拳”，认准的第一要务，就是打造人才核心竞争力。
武汉是全国闻名的大学城，但过去却一直留不住自己培养的大学生。近年武汉打出“资智回汉”大旗，招揽百万武汉高校校友回江城共谋发展大业。号召一出，应者云集，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校友纷纷将响应付诸行动。华中科大校友已和武汉签约合作35个项目，投资总额高达989.7亿元；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活动武汉大学专场，签约金额达1500亿元人民币……
人在，火种就在。今年1-7月，武汉全市共新办理大学生落户8.4万人，较去年全年增加2.8万人。武汉跻身全国十大最受大学生和海归人士喜欢城市之列。
从“汉骂”到“汉马”
“宁听北京人吵架，不听武汉人说话。”这句戏言，道出武汉话，尤其是“汉骂”的尴尬。
张口“老子”、闭口“老子”，在不少“老武汉”看来，这些挂在嘴边的“汉骂”，很多时候只是抒发语气，或者开个玩笑。然而，深受码头文化爆粗抖狠风气影响，“说话嗓门大、喜欢带渣滓”的武汉话，让很多外地游客颇为不快。
与“汉骂”告别，须擘画系统工程。经过10多年的接力，2015年武汉市终于跻身全国文明城市之列，捧回代表我国综合评价城市发展水平的最高荣誉。
迈入文明城市的武汉，平均10人中就有1名志愿者，志愿服务在武汉三镇蔚然成风。
连续两年“零差评”的武汉马拉松赛事，成为观察武汉气质之变的窗口。
两万多名“汉马”参赛选手，自汉口老租界区江滩集结起跑，穿过百年老街中山大道，再从江汉桥上跨过汉江，直达终点东湖。穿越“一城两江三镇四桥五湖”的美丽赛道，让跑友久久难忘。更难忘的美丽是数万名沿途服务的志愿者。他们会将饮用水拧开瓶盖递给跑友，全程保持微笑并积极加油，在终点处蹲身为跑友解开跑鞋上的芯片……
从“汉骂”到“汉马”，留在外地游客印象中的一字之别，足以给武汉的口碑带来天翻地覆之变。一座城市的自信，就在这变化中扎下根来。
从“边缘”重回“中心”
坐拥长江、汉水交汇之便，地处“天元”绝佳区位的武汉，自1861年汉口开埠登上历史舞台后，一直处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焦点。张之洞督鄂期间，修建京汉铁路，创办汉阳铁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寄望武汉建成“东方芝加哥”；新中国成立时，武汉与上海、天津并称为中国三大工业基地。
然而改革开放后，沿海特区相继兴起，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不东不西”的武汉却成了“中部塌陷”的缩影，城市地位急剧下滑，中部地区“一哥”地位都受到冲击。
培育新动力，谋划新定位。武汉这座中部大城，以坐不住的紧迫感、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开始奋起直追。3000亿元、5000亿元、8000亿元……武汉市经济体量逐年登上新台阶，到2014年突破万亿元，重返“新一线城市”之列。
重回聚光灯下的武汉，怀有更大的志向。武汉市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随着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重大改革发展任务落户武汉，江汉三镇望见了新时代的曙光。
围绕中央要求和国家部署，武汉市委明确：在长江流域，武汉要成为长江经济带的脊梁;在中部地区，武汉要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在全国，武汉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全球，武汉要成为世界城市发展中的亮点城市。
以长江武汉段作为武汉都市新中轴，全面提升武汉城市规划格局;在三镇之外兴建长江新城，再造一个新武汉……挟中部崛起之势，怀中心城市之志，武汉正阔步迈向“长江时代”。正如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所言，复兴大武汉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武汉，其行正健，其志无憾！
奇葩政策损害了谁--谁来问责奇葩政策(上篇)
各类奇葩政策文件、奇葩规定及其催生的奇葩证明，在一些地方层出不穷，如“复婚不准操办酒席，违者礼金一律没收”“全县卷烟销售必须达到25100箱”“按教师学科分配生二孩名额”“全县统一门店牌匾”“就业、入学须提供父母无犯罪记录证明”等，屡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既干扰了民众生活，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奇葩“红头文件”太任性，损害公信力
不少奇葩政策来自个别政府部门出台的“红头文件”，一经曝出，舆论一片哗然，成了被群众讥讽的对象，政府威信扫地。
有的奇葩“红头文件”公然侵犯私人领域，凭借行政权力对公民权益粗暴干涉。贵州遵义凤冈县曾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双方均为再婚的不准操办酒席”。这一要求被认为涉嫌公权力滥用，逾越公权力运行的应有边界。
有的奇葩“红头文件”看似未逾越公权力边界，却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样暴露出权力的任性。前不久，为让城区门店牌匾整齐“好看”，某西部县工商局发布公告，要求县城门头牌匾统一为“长度不限，高度1.5米，厚度0.15米，底边对齐，不得随意增高或降低；门牌之间不留空隙，底色为红色”。
网友“穷理正心”评价说：“竟然要求全县城的门店广告牌匾统一，还说是根据广告法的规定，简直是笑死我了。”该县工商局已预料到群众会有抵触情绪，特意在公告最后一条规定“所有经营户必须自觉服从统一安排，在规定时间内更换门牌，不得无故刁难执法人员，妨碍执行公务”。
有的奇葩“红头文件”与国家法律和中央规定明显冲突，严重违法违规。海南海口市职业资格认定“复活”事件，便是这样一例。2016年9月，海口市住建局下发“红头文件”，要求该市装修领域的从业人员，必须在所谓“海口市室内装饰装修协会”的机构办理诚信档案。这家机构还将诚信档案与“装饰项目经理”“室内设计师”等职业资格相捆绑，要求从业人员交费参加培训。
实际上，这些职业资格认证早已被国务院取消。最终，海口市住建局3名责任人被严肃处理，涉事的行业协会被民政部门撤销登记。
大红的抬头、盖章的文尾，一些本该严肃权威的“红头文件”却成了奇葩文件。网上甚至有人专门归纳了“红头文件”几类怪现状：闹剧频出，啥事儿都敢发个“红头文件”；只管发、不管收；层级越低执行力越强，一定范围内“超过法律”等，令政府权威大打折扣。
奇葩规定太离谱，剥夺民众获得感、幸福感
与地方政府决策施政的奇葩“红头文件”可相提并论的，还有地方企事业单位制定的种种强制规定和无理要求。这些奇葩规定招致群众质疑，起到了适得其反的负面效果。
去年，中部某县一高中出台了一份内部文件，明确规定各个学科可以怀孕二孩的教师名额，政策一出便引发该校教师强烈不满，并通过媒体迅速发酵，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在此背景下，“女教师怀孕须排号”显得与国家生育政策极不搭调，也着实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女教师生孩子要听从学校安排，否则将面临被开除的风险，这是赤裸裸的霸王条款。
有的奇葩规定充满歧视，甚至危及特定人群的“饭碗”。女职工生育几多难，就不时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河南省商丘市尚博学校曾曝出与教职工签订侵犯生育权的霸王合同，要求育龄女教师若因上学期怀孕导致下学期不能工作或中途辞职者，需承担其他代课老师的代课费和招聘费2000元。学校负责人还表示30多名女教师签合同时没有提出异议。
“女职工入职三年内不许结婚或者生子”等被诟病已久，用人单位明里暗里却依然执行。网友“莓子茶”就说：“最怕的就是，到时候应聘教师。人家一看我是未婚女性，就算我考得好，也会优先考虑已婚有孩子的，或者直接招一个男同胞。”不少女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因所谓“单身、不稳定”，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
有摆在明处的奇葩规定，也有在台面下的“潜规则”。在今年的小学升初中招生季中，广州市部分知名公办及民办学校利用各种“地下”秘密考试选拔招生。有的家长为获得更多“秘考”信息，先后加入20多个“秘考”家长群。为了获得更多被学校选中的筹码，有的孩子三年级开始上奥数班，四年级参加各种竞赛，五年级进入各培训机构参加排名。
奇葩证明折腾群众，招民怨
一些奇葩文件、奇葩规定还催生奇葩证明。这些奇葩证明究竟有多么烦人?看看办事群众深恶痛绝的态度就知道了。
近日，半月谈记者在中部省份某乡镇政务服务大厅，偶遇了一位前来开具“关键”证明的大学生小华，她刚谋得一个国企岗位，签协议时被告知须提供“父母无犯罪记录证明”。小华辗转回到户籍地派出所，随后又来到村委会，一番解释后，村干部为她写了一个“开具‘父母无犯罪记录证明’是就业需要”的证明。
前后折腾了一整天，小华除了满头大汗，还有满腹的不解：“我就业和爸妈是否有犯罪记录有关系吗？”
与小华遭遇类似，为子女办理入学的刘先生也“被折腾得不轻”。
时下正值中小学新生入学季。在南方某省打工的刘先生为到入学年龄的孩子申请入学，其所填申请表明确要求“由本人提供户籍地公安派出所和用人单位分别出具的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的证明”。
当刘先生辗转返回户籍地开证明时却被告知，根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不对个人开具“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为解刘先生“燃眉之急”，警察还是为他出具了相关证明，并在证明中附带了一句话：请问教育部门，难道小孩的父母有违法犯罪记录就可以剥夺小孩读书的权利吗？
其实，公安部早在2015年就公开表示，不再对个人开具包括“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在内的18种证明。
经过初步梳理，半月谈记者注意到，就业、婚育、升学等民生领域是奇葩证明的集中地。各式奇葩证明虽历经整顿仍不时冒头。吉林省公安厅曾对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文件进行过汇总摸底，基层派出所要应付来自法院、检察院、民政、教育、人社、住建、银行等10多个机构部门的证明需求，各类证明超过50种。“婚前未结婚”“自己仍活着”等证明内容频出。
去年8月，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对共计29类开证明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合葬证明、未婚同居证明、癌症证明、外伤证明、同意骨灰取走证明、健康证明等一批奇葩证明被取消。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已不允许开具的证明，需求量依然很大。特别是部分社会机构要求出具政府机构已取消的证明材料，形成“一边不开，一边还要”的怪现象。
一纸奇葩证明难倒办事群众，各式奇葩证明层出不穷，在加重群众负担的同时，也侵犯了群众合法权益。
奇葩政策该不该追责--谁来问责奇葩政策(中篇)
那些曾经被舆论质疑的奇葩政策，大多数都以夭折结局。对这些奇葩政策，是否应当进行责任追究？如何问责、追责？有观点认为奇葩政策损害了政府公信力，理当追责；也有观点认为，奇葩政策如何判断没有明细标准，如果追责可能会挫伤地方政府工作积极性。
奇葩政策多短命
梳理以往奇葩政策，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地方政策公布之后，引发舆论潮水般质疑批评，当地政府不得不快速应对，纠偏叫停；有的虽然没有被当地政府明确发文废除，但是也往往因为无法执行，在发布后逐渐被淡忘，成为一纸空文。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很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暴露出来，过去的法律法规不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同时，新的法律法规制定又有一个过程，在此期间比较容易出现奇葩政策。
近日云南大理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当地各级政府机构、各人民团体以及企业等，取消周末双休、职工休假，而原因是为了完成迎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检查任务。
半月谈记者与云南大理宣传部门有关负责人联系获悉，该“红头文件”已经被叫停。该负责人解释说，该文件发出系政府工作人员失误造成，文件发出后，当地政府觉得不妥，随后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叫停撤销该文件。
同样的案例近来还在其他地方发生。湖南宁乡县发布的《关于融资担保函作废的声明》(简称《作废声明》)也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该《作废声明》称：2015年1月1日以来我县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国有公司融资过程中出具的所有担保函、承诺函全部作废，其承诺、担保事项及行为无效。
此举被公众舆论质疑地方政府有违契约精神。随后，当地政府又宣称作废该《作废声明》，决定立即收回此函，向社会各界表达诚挚歉意。
还有一些奇葩政策，虽然没有明确废止，但是始终没有得到落实，发布后一直处于雪藏状态，无疾而终。据中部某省会城市一名基层干部介绍，当地为了维持市容环境干净卫生，决定在加大城管执法的同时，从源头上解决道路两旁摊贩乱摆摊问题，遂出台要求公职人员不得在街道两侧流动摊贩处购物的“红头文件”。但是该规定发布后，因为缺乏可操作性，也没有得到执行，并没有任何一位公职人员因为在流动摊贩处购物被处罚，后来此事不了了之。
云南省政府法制办有关人员表示，夭折的奇葩政策大多数没有法律依据，且不合情理，让人一看就觉得违背常理。奇葩政策主要出在一些具体的办事部门，这些部门自行出台了一些“土政策”。
何为奇葩难断定，政策奇葩谁担责
尽管很多奇葩政策都得到了及时纠正，但是奇葩政策的出现，对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损害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是否应当对奇葩政策进行追责，各方观点不一。
“我认为没必要追责。”安徽省一名基层干部说。一些地方政策在公布之后因为缺乏常理被质疑为奇葩，但是如要对奇葩政策追责的话，首先要清楚界定什么是奇葩政策，否则追责是无法操作的。而一个政策是否奇葩，很难有明晰的判断标准，还有可能追责本身也变成奇葩政策。
追责奇葩政策很可能会挫伤干部积极性。部分基层干部认为，一些政策虽然网络舆论认为很奇葩、不合常理，但是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可能由于还不够精细化、精准化，所以制定出的政策让公众觉得很奇葩。在什么是奇葩政策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如果对奇葩政策追责，会影响地方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导致出现“干的越多错的越多、不干事就不犯错”的不作为心态，这样反而不利于基层治理。
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说，一项政策或者一个“红头文件”的发布，一般要经过以下环节：某个部门提出建议事项，上报分管领导，由分管领导签批后发文，如果该事项涉及其他部门，则该事项还需要进入当地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审议，最后再以政策规章或者“红头文件”的形式对外公布。“经过集体决策的事，是很难追责的。”该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与政府官员的观点迥异，一些法律人士则认为，不能因为奇葩政策出发点的合理性，就可以忽略奇葩政策的不合理之处。对奇葩政策追责，是对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倒逼，利大于弊。
“对奇葩政策的追责肯定是有现实意义的。”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郎克宇律师说，奇葩政策导致广大群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质疑，在实践中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给国家和集体造成损害。且奇葩政策与国家公务人员的职权行为密切相连，这种行为虽表面上看未必有违法之处，但深究起来，必与正当行使权力的要求相违背。
郎克宇认为，奇葩政策的出台往往带有一定正当性的借口，大多数是集体决策的结果，现实中，是否奇葩往往是后知后觉的，带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在实际工作操作中追责是有一定难度的。“奇葩政策是权力滥用的孪生姐妹，约束住权力，监督好权力，奇葩政策的追责就顺理成章了。”
在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主任王迎五律师看来，有必要对奇葩政策追责，奇葩政策的制定说到底是“懒政庸政”最直白的体现，它像毒瘤一样腐蚀着社会肌体，甚至成为发展“软环境”的瓶颈，会影响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许多奇葩政策其实就是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乱作为，是庸政的一种体现。云南省政府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认为，奇葩政策应该受到追责，对奇葩政策进行追责，最好的依据就是各个单位的权责清单，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追责奇葩政策，并非无章可循
采访中基层干部表示，是否要对某个奇葩政策追责，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比如政策有没有造成严重负面效果、有无侵犯公众利益或者造成财产损失，等等。
郎克宇认为，奇葩政策的界定，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所站立场不同，可能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会有所偏差。对社会大众是奇葩的政策，可能对一些部门及部分群体而言却是唐僧肉。但对奇葩政策的界定还是可以大致对照以下原则，比如是否符合党的纪律要求和国家法律法规，是否突破大众心理底线及公序良俗的原则，是否引起舆论的广泛争议及一致否定;还有奇葩政策出台的背景，是经过充分调研、集体研究还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拍脑袋”决定;奇葩政策对整个社会认知度的颠覆程度及损害程度如何。
法律人士建议，奇葩政策追责与否以及追责的范围与程度，要与奇葩政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程度及损害面相对等。追责可以参照公务员法或者一些地方性规章。《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的一些条款，在对奇葩政策的决策者进行党纪及法律问责、追责方面就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当前，反渎职已经纳入各级监察系统，奇葩政策的的追责，可以由监察委牵头进行，这样既专业又有威慑力。”郎克宇建议，首先，健全政策决策出席人员记录制度，谁决策谁负责，记录永久保存；其次，“红头文件”定期清理，对与政策法律规定不符的集体决策的“红头文件”，要从法律上进行管控；第三，政策执行效果及群众建议反馈制度有待完善，各项政策出台应推行听证制度，让社会监督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
一些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和干部呼吁，应该从源头上把好政策制定关，政府在出台任何政策的时候，都要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
终结奇葩政策，须提升决策能力--谁来问责奇葩政策(下篇)
因为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奇葩政策的具体要求稀奇古怪，令人不胜其扰。也因为存在争议、受到抵制，奇葩政策往往是短命的，朝令夕改极大地消耗了决策部门的公信力。一些奇葩政策暴露了决策者的急功近利，引来舆论一片呛声，最终不到一天就被撤回，留下了“政策一日游”的笑话。
如何才能避免和终结奇葩政策？首先要摆脱地方和部门利益冲动，呼应民众利益关切，实现科学决策，让政策符合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为什么奇葩政策层出不穷？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政策背后包含着狭隘的部门和地方利益。西部某市一小区业委会要解聘物业公司，却收到一份来自该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的“红头文件”，要求该小区暂停更换物业。一个民间组织都有冲动，企图以没有法律效力的“红头文件”干预现实，何况那些拥有制定规章制度权力的行政部门呢？
狭隘的部门和地方利益直接的体现是形形色色的“土政策”，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的“对策”。如，最高法要求有案必立，但一些地方法院有着“年底不立案”的“土规定”，因为一旦遇到疑难案件就可能影响年底结案率。又如，近年来，环保执法日益严厉，而沿海某市政府仍出台“无检查周”和“下限执行处罚”阻碍执法，以“土政策”给违法企业开绿灯。
政策是执政者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获得合法性的有力武器。执政者应当出于公心，着眼长远，尽可能排除局部利益的干扰，努力实现科学决策。现实来看，奇葩政策频出，表明中央精神、政策方针在一些地方未能落地生根，亟须强化督查问责，确保政策精神从上到下一以贯之，避免层级间的抵消效应。
终结奇葩政策，还须摆脱“政府万能”思想，引入多元治理格局，实现民主决策，让政策接地气。
以往“管”字当头的治理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红头文件”成为落实政策、推动工作的主要方式。山东社会科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白利寅表示，依靠“红头文件”进行社会治理有其历史源流，从形成时间看，“红头文件”的出现要早于国家立法；从数量规模看，同一领域内，“红头文件”又常多于法律法规。个别“红头文件”令人瞠目，表明有的地方政府仍抱着“政府万能”的想法，大包大揽，越界用权。
江苏省一位县委副书记表示，自己也曾坐在办公室里拟定政策，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一纸公文会影响到那么多老百姓。参加大走访活动后，才真切感受到一项决策对老百姓的利益影响有多大、多广。政策的变化直接调整利益分配，行政决策应当心怀敬畏，多开门决策，接上地气。
政策不接地气、不同政策间存在缝隙，极易让立意良好的规章制度打了折扣。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有的省份从交通安全角度考虑，在制定当地条例时，将摩托车列入禁入名单。但这样的加码，实际造成了法规政策间的不协调，脱离了实际，民众自然不满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政策好不好，群众的感受最直接，因而决策者应当在决策过程中多听听群众的意见，不妨多到群众中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既然有签字决策的魄力，就要有直面群众挑刺的勇气和改正决策错误的担当。如果基层决策者没有走下去的自觉，就需要顶层设计给予制度化、常态化的压力。
除了听民意，引入第三方机制，也有助于推进决策民主化。决策前，可引入第三方参与可行性论证；施行后，引入第三方参与绩效评估。
终结奇葩政策，还要摆脱“长官意志”，树立法治思维，实现依法决策，让每项政策都彰显法治政府的风范。
全面依法治国不是口号，需要时时、事事指导公权力的运行。河南博风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德强认为，奇葩政策都是个别单位和部门推出的，有的甚至是个别领导拍脑袋决策的结果，缺乏合理合法的决策程序。个别政府部门遇事就发“红头文件”，有的根本经不起法律的推敲，“红头文件”不仅成了“头疼文件”，而且成了违法文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擅自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不仅如此，企事业单位的客观困难，也不是违反法律法规、炮制奇葩规定的借口。制定霸王合同、大搞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一旦被媒体曝光，总是以女职工偏多、集中怀孕影响工作调度为说辞。深究起来，这是用人单位将自身利益凌驾到公民合法权益与法律之上，又凭借其强势地位压制普通劳动者的基本诉求。
企事业单位有法律顾问，不少地方党委政府也在积极尝试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决策，怎么做到上不违背党纪国法、下不辜负公道民心?要多听听法律顾问们的意见。不仅是决策的内容，决策的程序也要以法治思维重塑，以避免“一言堂”“一刀切”“一根筋”。
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问题更加复杂，利益诉求更加多元，维系社会良性运转就需要更加精细、系统的决策。一个“红头文件”管住一大片的情况少了，围绕“文件”的议论和表达多了，政策需要凝结整合的共识拓展了，需要协调平衡利益的难度加大了。
在此背景下，对奇葩政策的每一次舆论呛声，都是倒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助推力量。唯有探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才能使各种奇葩政策销声匿迹，不再侵权扰民。
外卖井喷！天量“用塑”考问“限塑”
“要袋子吗？大袋三角，小袋两角。”这是许多超市收银员面对结账顾客的“开场白”；“要一个”，也是许多顾客自然而然的回答。2008年，国务院发布“限塑令”：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然而，半月谈记者在上海、广东、吉林、湖南等地调研发现，已施行九年的“限塑令”效果堪忧，情况不容乐观。
免费塑料袋仍在普遍使用
记者调研发现，免费塑料袋仍在多种生活场景大量使用，以个体商家为主的农贸市场、批发市场是“重灾区”。
在长沙市岳麓区的滨江农贸市场，拎着塑料袋的市民随处可见。几乎每个摊位上都挂着一叠塑料袋，市民要买东西，卖家就随手扯下一个。
在长春，记者在一些生鲜市场和小型超市发现，“限塑令”明令禁止的超薄塑料袋也在广泛使用。一位蔬菜经营者告诉记者，这类袋子虽然轻薄，但是承重性好，基本上是消费者的“刚需”，拿回家还可以当垃圾袋使用。
事实上，免费提供塑料袋对于商家而言是有成本的。“我这个10多平方米的小摊，一年塑料袋的成本就有上万元。”长沙一位摊主告诉记者。记者粗略地算了一笔账：按8元每包计算，每包80个塑料袋，仅这个摊位一年就得用掉10万个塑料袋。
既然有成本，为何不收费？各地多位摊贩一致表示，提供免费塑料袋是小本生意的“标配”。“不免费提供，人家很可能就不买你东西，总不能为一两毛钱的塑料袋黄了生意吧?”一位摊贩说。
收费对需求的调节作用弱化
与农贸市场大量使用免费塑料袋不同，各地大型超市大都能严格落实“限塑令”，执行塑料袋收费政策。虽然收费能够减少使用量，但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对塑料袋的价格并不敏感。
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多数顾客在结账时都选择购买塑料袋。记者在超市遇到了25岁的上班族蒋先生。“现在出门连钱包都不带了，谁还会带个购物袋？”一手提一个塑料袋的他说，自带购物袋很麻烦，塑料袋方便，大袋三角、小袋两角也不贵。
是否塑料袋收费太低，导致价格对供需的调节作用不够明显？在罗湖区另一家主营进口食品的高端超市，收银员陈晓玲告诉记者，这里的塑料袋最便宜的1.2元一个，属于可降解的环保塑料袋，价格偏贵并未影响顾客的购买“热情”。
新兴消费方式成“限塑令”新盲区
近年来，外卖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用手机点外卖成为新消费方式，而商家在外卖配送时通常会使用超薄塑料袋包装，塑料袋的消耗也成了一个天文数字。
在上海市徐汇区靠近一家三甲医院的餐饮一条街，街上餐馆的外卖产品中，很多都是装在超薄塑料袋里配送的。一家餐饮店老板直言，各个外卖软件公司经常向商家赠送塑料袋，如果青黄不接，就用超薄塑料袋对付一下。
一位基层监管人员说，“互联网+”的消费场景往往是商家与消费者直接“点对点”，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这给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
深圳的一位外卖小哥告诉记者，最忙的时候一天要送接近100份外卖，几乎每个外卖订单都用塑料袋包装。
与网络购物相配套的快递业，也是消耗塑料袋的“大户”。2016年度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快递业共消耗了82.6亿个塑料袋。
“限塑令”存在效能不足、监管九龙治水、执法成本高、处罚威慑低等多重难点。
九年效能不彰，谁在“拖后腿”
“限塑”出台九年限不住，一些地区“禁塑”效果差，背后原因何在?
政策效能不足，处罚威慑低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勇认为，“限塑令”本身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一是政策规定的是“限”而非“禁”，且缺乏对“限”的程度、衡量标准等方面细节的考量；二是政策单向性强，经济杠杆效能差，缺乏激起公众参与兴趣的考量。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限塑令”很大一个不足在于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闭环，如何引导民众、监管市场并促进良好消费和循环系统的形成，需更详细地分解任务，将激励和制裁措施真正运用下去。“从公共治理角度看，这项政策另一个重要缺陷在于没有后评估制度，一两年热度之后基本销声匿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限塑令”涉及的部门包括发改委、质监、工商、环卫、环保、科技、财政、税务等。然而，记者在多地联系监管部门采访时发现，不少基层部门对本部门是否负有相关监管职责并不清楚，安排执法计划进行定期监管的更是少之又少。一些部门直言：“我们还有这工作?”“不归我们管!”
在2015年起正式实施“禁塑令”的吉林，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禁塑令”处罚力度偏低，对企业和个人分别处以最高3万元和最高200元的罚款，远低于违法收益。
长春一位批发市场管理人员说，执法成本过高也是一大问题：“查处一个使用不合格塑料袋的摊贩，罚款200元也要层层上报，仅案卷就要做十几页，执法人手有限，市场摊贩众多，根本罚不过来，只能法不责众。”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监管力度不均衡并缺乏监管协作机制，刺激超薄塑料购物袋、非环保塑料袋在一些监管较松的地区生产，再流向生产环节监管严格的地区使用，对后者的监管工作造成冲击。
垃圾分类“肠梗阻”致塑料袋难降解、难资源化
因价格、技术等原因，能实现全降解的环保新材料塑料袋市场拓展困难。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体系尚待建立的现状，导致不可降解塑料袋难以资源化利用，而全降解塑料袋也难降解。
业内人士说，符合国标的不可降解塑料袋进货价高于超薄塑料购物袋3-5倍，小规模经营者已很难承受，而全降解塑料袋价格又比普通塑料袋贵上好几倍，即使是大型商家，也很难全部改成全降解塑料袋。
吉林推广的环保塑料袋原料是玉米淀粉，但由于技术原因，这些全降解塑料袋强度、韧性较一般塑料袋差，很多时候“一碰就破”。而此类塑料袋要实现数月内全部生物降解，需要很多条件。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主任张勇说，全降解塑料袋的处理和厨余垃圾类似，需单独分拣出来，在堆肥厌氧高温条件下才能实现全降解，不分类直接送到垃圾场填埋则无法实现快速降解。
真正限塑关键是出实招
对于目前国家层面的“限塑令”和一些地方的“禁塑令”等地方性法规，应加强具体条款的指向性，提高处理力度，明确执法流程，形成中央+地方的完善法律法规支撑体系。而当下的“限塑令”“禁塑令”还应配套相应保障制度，如增加激励手段和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生产符合规定的塑料袋，对环保塑料袋或其他塑料袋的替代品增加激励政策，让相关政策法规深入塑料制品产销的每个环节。
专家表示，在流通环节“限塑”“禁塑”的成本，远远高于生产环节和回收环节，应通过补贴等方式向可降解新型材料产业过渡，并利用价格限制等措施逐步剥离商家与塑料袋生产企业的利益关系，减少其生产与销售，从供给侧改善塑料产品供应环境。
公众对不合格塑料制品的使用危害缺乏足够认识，是记者采访时最明显的感受。一些地方主管部门负责人建议，应开展多层次的公众知识普及宣传，让公众了解使用不合格塑料制品的危害。商家、行业协会等各方也应积极参与到社会共治中来，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强动态监管执法力度，简化执法流程，让及时惩处与积极引导共同发挥作用。
织密保护网 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5月30日，“呵护花季 远离性侵”法制宣传活动在内江市市中区大洲广场举行，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近5万份，接受现场咨询300余人次。同一天，内江市检察院首个“谭妈妈校园工作室”也在该市市中区翔龙中学揭牌。该工作室有固定场所，并安排专人常驻学校为被性侵学生提供帮助。
在“六一”儿童节前夕，内江有关方面为何频频关注性侵未成年人这一话题？这是因为一份调研报告。
5月初，内江市检察院出炉了一份《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呈高发态势亟待引起重视》的调研报告。报告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从2013年到2016年2月，内江市未成年人犯罪呈高发态势，其中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占较大比例。但是，很多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都没有报案，或报案时间离案发时间相隔较长取证困难。
报告中提到，该市仅有10%的案件因为受害人主动报案而案发，在案发后立即报案的仅占报案总数的28%。因报案时间晚，在公安机关立案时，犯罪现场早已被破坏，关键证据已经灭失，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很大难度。
内江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处长毛燕霞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未成年人性教育的缺失。2008年，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将未成年人性教育规定为学校教育任务，但目前并没有规范、系统的性教育教材，大多数学校也没有开设专门的性教育课程。虽然性教育在生物、生理卫生等科目中有所涉及，但不少老师在讲到这些内容时，会让学生自习，甚至直接回避。在家庭中，许多家长也不会主动向孩子讲解性及性安全，家长本身也缺乏性侵害行为的了解和防范意识。
此外，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犯罪高发的原因还包括留守儿童得不到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容易受引诱、被哄骗，网络的影响以及社交软件的使用等因素。
整合力量刻不容缓。5月23日，内江市委政法委牵头，召开了内江市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联席会议，14个市级相关单位和该市两级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建立内江市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尽快出台文件明确各单位职责，建立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长效机制；建立救助绿色通道，保护未成年受害人；定期组织开展大型宣传活动，普及相关知识，加强舆论引导。“之前各部门开展工作比较零散，全市层面没有统一机制。联席会议后，相应工作会抓紧起步，以改善未成年人保护现状。”内江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未成年人如何有效保护还处在摸索阶段，‘谭妈妈校园工作室’是一种大胆尝试，希望能为更多部门开展这些工作提供有益借鉴。”毛燕霞说。
剑指黑中介，“智慧租房”来也!
9日，杭州住保房管局与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举行签约仪式，搭建全国首个智慧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平台将结合阿里巴巴大数据、线上交易、评价系统及蚂蚁金服旗下的网上支付、芝麻信用体系等技术，实现租赁环境、租赁房源、租赁信息“三个全”的目标。
在高房价时代，很多买不起房的居民，特别是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青年人和外来务工人员，会选择租房生活，租房市场需求持续处于高位。据链家研究院数据显示，3-5年后，中国将有约2亿人进入租房市场，租金规模将超过1.5万亿元。
但是，租房市场现状可谓乱象丛生，问题颇多，房东、租房客常常都显得很不满意，“后悔”成为租房市场的一种常见现象，房东说后悔把房子租给房客，房客说后悔租了这套房子。因为一些“包租婆”、“二房东”动辄上涨房租，以各种理由让未到期租房客限时搬家，克扣押金等，让租房客失去居住稳定感、安全感；另一方面，一些租房客则以上帝角色自居，把租赁的住房当成私有房产，转租住房，让房东很受伤。而房屋中介领域又是鱼龙混杂，两头占便宜是房屋中介常见的赚钱手段。更严重的是，黑中介频频现身租房市场，在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上发布很多虚假的租房信息，沦为诈骗犯罪的帮凶，坑害了不少租房客的合法权益。
杭州地方政府与阿里巴巴合作，运用互联网思维，利用大数据、线上评价系统等技术，搭建智慧租房平台，此举可以有效治理和终结长期存在的房源失真、黑中介、中介人员失信、“二房东”渔利、恶意违约等行业顽疾，有助于租房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建设和发展更加成熟的租房市场。
首先，租房平台实行实名身份验证、人脸识别技术，这让在智慧租房平台上发布租房信息的房东、房屋中介、租房客三方的身份信息更加准确、真实。其次，智慧租房平台上的信用评价机制，让房东、房屋中介、租房客三方都要约束和规范各自的行为，以免降低信用等级，影响以后的租房、出租房屋。因为信用好的房东及其住房自然更受租房客青睐，信用好的租房客也更受房东欢迎，而房东、租房客都更愿意通过信用高的房屋中介租房，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再者，信用高的租房客，甚至可能免交押金、按月支付房租，这就减轻了租房的经济负担。
事实上，今年7月住建部联合九部委已经印发了《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房租赁市场的通知》，这在政策层面为租房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在这个基础上，要加快租房市场的发展，终结租房乱象，就应当用好互联网技术和思维，引入和推广智慧租房平台，在这点上杭州无疑已经先行一步。
医务社工真“有爱”
在上海医疗机构，有一个日益壮大的群体--医务社工，他们是医师的助手、护士的伙伴、患者和家属的朋友；他们站在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搭建起医院、医生和患者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他们提供心理疏导、人文关怀、法律援助等服务……
2012年，上海发布了全国最早的地方性文件《关于推进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经过5年发展，上海目前已有600多名兼职医务社工和100多名专职医务社工。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社会工作部负责人傅丽丽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位患有内分泌方面的先天性免疫缺陷疾病患儿的家长，在病房不满护士抽血、抱怨检查缓慢、质疑治疗效果，多次对护士大吼大叫，并有言语和肢体暴力，甚至扬言“我孩子好不了，医生也别想活了”。
穿着绿马甲的医务社工多次真诚与这位情绪失控的父亲沟通，帮助他调换患儿的主治医生，最终打消了对方的偏见。
作为上海率先成立医务社会工作部的医疗机构，上海市东方医院的义工活跃在各个科室。在“无声有爱”助聋门诊，他们用手语配合医生，帮助聋人便利就诊;更有同病种义工，帮助增强病友对抗疾病的信心。
除了面向患者开展活动，医务社工还成立“天使要翱翔”小组，帮助即将入职的护士更好地适应医院生活和工作；成立职业倦怠期干预小组，帮助医护工作者缓解压力。
上海市医学会医务社会工作学专科分会候任主委季庆英表示，上海的医务社会工作经验对推动中国社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业内人士坦言，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健全人才培养和培训体系，加快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需要建立完善院校教育、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尽快完善社会工作职称序列，研究建立政府购买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财政支持体系、合理的薪酬指导标准和科学的激励保障机制、必要的权益保障机制，拓宽医务社工职业发展空间。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黄红表示，医务社工工作已经成为上海城市文明、城市管理的重要体现，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工作，需要进一步大力推进。
失能、失智，不能失去尊严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失能、失智群体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尽管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较大进步，这些老人的养老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考验。
“怕人嫌弃，怕添麻烦，还心疼钱”
80岁的吴芬7年前手术失败瘫痪至今。由于常年不能活动，她臀部、足部皮肤溃烂，每天都要擦进口药膏，防止伤口感染。
吴奶奶说：“大热天，我身上皮肤溃烂，总有气味，我担心别人嫌弃我，又怕给子女添麻烦，还心疼钱！”
吴奶奶的儿媳妇李云无奈地说：“我们每周都会回家看望婆婆，给她买药和生活用品，每个月要支付保姆、药品的费用，加上每年在医院的医疗费，一年差不多10万元。”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是湖南省首家痴呆防治中心，以老年期痴呆的诊断与治疗为重点。
近日，二病区副主任医师周妮娜接收了一名来自湖南农村的患者--74岁的刘嗲。刘嗲被送到医院时，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俗称老年痴呆症）。
早在3年前，刘嗲就出现了记忆力和智力下降等症状，刚做过的事情转眼会忘，人变得内向、孤僻、脾气暴躁。更糟糕的是，他还出现幻听，经常疑心有人加害于他，有时还会对朝夕相处的老伴动手。
周妮娜说，中重度老年痴呆症患者每个月需要800元左右的药物治疗，这对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负担。
84岁的湛民老人在湖南省湘潭市六医院医养中心（为全失能且罹患重病和临终关怀类老人提供持续医疗养护服务）已经住了1年9个月。
2015年，她脑出血后引发四肢活动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血管性痴呆，还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湘潭市六医院医养中心主任印春说：“患者插了胃管，住院后又多次出现脑出血、肺部感染、尿路感染等。像这样的老人，家庭以及一般养老院是无法护理的。”
医养结合，让失能、失智老人活得有尊严
湘潭市六医院副院长申永忠告诉记者，该医院争取到了医保部门的资金支持，市医保管理部门在医院试点采取按床日付费的结算管理模式，对完全失能老人，按平均200元/天进行包干结算。
另外，市民政、财政部门从福彩公益金每年定向拨付医院50万元，设立爱心资助项目，凡具有湘潭市户籍的全失能或临终关怀类老人，给予300元至500元/月的生活护理费补助。
在湘潭市六医院康复医学科，70岁的刘银坐在轮椅上，由护理员推着缓缓走进电梯。
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来到了楼下的康复治疗区，由康复治疗师贺立宇为她进行关节松动训练和偏瘫肢体综合训练。
今年7月，刘奶奶脑出血手术后住进神经康复科，入院时，卧床不起。
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治疗，目前刘奶奶可以独立站立，在别人的搀扶下可以行走。
申永忠说，现在湘潭市六医院建立了养老护理员工作部，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用工模式，构建上升渠道、增强人文关怀、建设团队文化、提高技能水平和劳动价值回报等多种方式，探索一条使养老护理员招得进、做得好、留得住的路子。
同时，还与湘潭医卫职院等高等院校合作，建设养老护理员实训输出基地，培养养老护理专业人才。
湘潭市六医院党办主任甘纪平说，目前，医院正积极开展订单式培训养老护理专业人员，有偿为省内外养老、医疗等机构的养老护理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家庭陪护成员等提供培训、实训。
“医院的康复大楼与医疗区仅有100米的距离，大楼配备两台医用电梯，设有绿色急救通道；卧室、卫生间均装有紧急呼叫铃；床头配备中心吸氧、吸引装置。
大楼广泛采用防滑、无障碍、智能化设计，有安保和护理团队24小时值守。我们希望失能、失智老年人在这里能够生活得有尊严。”申永忠说。
亟待完善医养服务体系 加强养老护理队伍建设
长沙市心理学会副会长、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病专家江凤林副教授说，我国高血压、脑梗塞、脑出血患者增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其中有些患者通过急性期治疗后，大部分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造成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
“失能、失智、临终关怀等几类家庭和一般养老公寓难以照料的老人，是整个养老服务体系中服务难度最大、技术要求最高、社会需求最迫切的群体。”
湘潭市六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向明凯认为，亟待建立更多拥有医疗资源的养老院，满足“大病可医、小病可疗、无病可养、临终可孝”的养老功能，为老人提供集医疗、养老、康复、护理于一体的养老服务。
“失能老人每月护理费用支出在1500元至4500元不等，这笔支出是不小的负担。因此，要加快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减轻失能老人的护理费用支出负担。”甘纪平说。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盛明科建议，通过政策优惠、财政补贴等形式，积极吸纳社会资本进入老年社会治理领域，借助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的力量，加强老年服务业的建设。
在推进医养结合中，改革医保支付模式，创新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鼓励医疗机构联合金融行业推出养老服务金融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