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977年2001年时期的口号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对“文革”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有力批驳。它为当时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所做的开幕词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１９８５年３月７日，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１９８８年９月，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１９９２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出发，从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状况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命题。他对历时近两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的这个讲话，尤其是这个命题成了随后召开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主题词。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全国上下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但是有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意识形态的领导思想等根本问题提出了责疑。为此，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新时期我国“立国之本”的最早的完整表述。
◆“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１９７９年９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１９８３年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８０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８日，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１９７９年７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窗口。１９８４年４月，又进一步开放沿海１４个港口城市。１９８５年２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概括术语。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知识、精力、专业结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情况，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５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党的干部政策的指导方针。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１９８１年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１９８３年１月，总政治部又根据党的十二大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提法，将“四有”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提法得到了邓小平的多次肯定，他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民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四有”后来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青年工作的指导原则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的概括表述。
◆“五讲四美”
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５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９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项活动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国两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澳门等领土问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１９８１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来邓小平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对“一国两制”作了类似的解释。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１９９７年、澳门１９９９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做了详细的阐述。十五大又将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纲，作为我们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2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为新时期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后来，人们又将“三个面向”的内涵延伸到科技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作为本领域、本行业改革、开放工作的指导方针和行动口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１９７９年，叶剑英在国庆３０周年讲话中初步表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它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三步走发展战略”
党的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结合邓小平１９８５年以来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的发展战略结论，将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规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具体为：第一步到本世纪（即20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及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总目标。
◆“稳定压倒一切”
１９８７年３月８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６月２９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后，更将“稳定”、“改革”、“发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三个有机统一的组成部分进行考虑：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展开后，邓小平特别强调“时间”、“时机”、“机遇”问题。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１日，他强调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２日，他指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２日，他在接见外宾时强调：“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１９９０年年底，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１９９２年春，他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又语重心长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现在已经成为党和人民聚精会神，一心一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动口号。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６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这既是对“文革”当中“四人帮”一伙“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的批判，又是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的直观、简洁而又深刻的概括表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实践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指针。
◆“三个有利于”
１９９２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３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１９９２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又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
◆“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４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发表讲话，又以“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四句话勉励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和单位的同志肩负起引导、教育人的重大而又光荣的使命。这四句话是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南。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８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１９９６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三个代表”
２０００年２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５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又对这一论断做了进一步强调。“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江泽民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对如何搞好党的建设，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战略思考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源泉，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任务的新概括。它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１９９７年９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报告中，他还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２０００年６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２００１年１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论的一个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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